今年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成立100周年,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建立70周年。百年来,北大考古大师云集:马衡、向达、苏秉琦、宿白、邹衡、吕遵谔、严文明、俞伟超、李伯谦……他们桃李满天下,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考古学家名副其实的摇篮。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中,数位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的考古学者撰文回忆了他们与北大考古的点点滴滴。
文|杨哲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回想起自己的学习历程，兜兜转转，一言难尽。或许是因为考上北大考古专业之前自己对于考古一无所知的原因，学习兴趣曾多次发生转移。对于汉唐陶瓷研究的关注，最初也只是因为写学位论文的需要而已。后来能坚持下来，与恩师宿白先生的指导、关怀和支持，以及众多同事、同行们的帮助，还有亲友们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我是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当时北大考古专业刚从原来的历史系分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系。记得填报高考志愿时写的还是历史系考古专业,但到了学校报到时就变成考古系了。这样,我们83级就成为考古系成立后入校的第一届学生。
本科时,自己的专业兴趣基本上是随着学习的进程不断地变化。大一上新石器考古的课程时,觉得严文明先生有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讲解非常有意思,而且感觉学新石器考古可以结合大量民族志的活材料而不用太费心思去读那些晦涩的历史文献,所以格外上心,期末考试成绩拿了全班第一。等到大二上商周考古课时,又被邹衡先生的演讲所折服,尤其是在大三下学期还听了邹先生有关夏商文化研究的专题课,加上读了邹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对二里头遗址的分期以及夏商分界之类学术讨论有点着迷。于是写了一篇题为《二里头遗址第四期遗存试析》的大三学年论文。邹先生看后非常高兴,还加了一些批注。于是我就借韩小忙同学的自行车冒昧闯到位于中央党校家属院内的邹衡先生家,说是找邹先生聊天,其实是想听先生讲学术界的各种趣闻和一些自己觉得很有兴趣的学术问题。那时候听着听着,又觉得有历史文献作为背景来进行考古研究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因此在大三结束时就有点想报考邹衡先生指导的商周考古方向的研究生了。那时暑假没钱回家,也不大可能外出考察,经常是和几位同学一起,白天在学校后勤部门打零工,晚上去图书馆翻书或去教室自习,准备考研,就那样熬过了大三暑假。等大四一开学,却突然得知自己被保送了汉唐考古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宿白先生!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在宿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学习,包括历史文献阅读和考古资料收集整理等,将研究兴趣慢慢转移到汉唐考古上来。大四下学期的专题实习,班里的同学分成不同的小组分赴各地,而宿先生却唯独把我留在校园,让我阅读《史记》,同时让我收集整理已发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汉代木椁墓资料,指导我写本科毕业论文。
研究生一年级时,宿先生曾安排我陪同从美国来的赖主惠博士前往山东省进行有关汉代画像石的考察。当时我也计划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做有关汉画的专题研究,因此借了相机,买了一些胶卷前往山东。但很快发现,因经费问题,相关研究难以继续下去。就连好不容易拍摄的画像石照片,回校后自己都没有足够的经费冲洗出来,更不用说去购买昂贵的汉画拓片或其他图像资料了!
那些年，邹衡先生经常去位于山西省曲沃县的曲村工作站整理周代墓葬的考古发掘资料。后来，宿先生和邹先生商量，决定安排我随邹先生一道去曲村整理那里的秦汉墓葬资料，并在整理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一篇关于曲村秦汉墓葬分期的论文作为硕士毕业论文。这样在研究生三年级时，我便到山西曲沃实习。进行墓葬的分期研究离不开对随葬品中最为普遍的陶瓷器物的分类排比，因此，对于陶瓷类器物进行绘图和观察分析，也就成为我实习过程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记得当时在曲村工作站进行器物排队时发现，墓葬陶器组合中茧形壶的有无与器形演变有着密切的关联，于是对茧形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好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李文杰先生到曲村参观，他当时在做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的研究，向我介绍了茧形壶的独特制作方法。回想起来，那还是我第一次认真关注古代陶瓷器的制作工艺问题。寒假期间，我离开山西回湖北老家过年，路过洛阳时在同学王献本的帮助下去拜访了《洛阳烧沟汉墓》的作者蒋若是先生。或许是因为在曲村实习期间积攒了太多的问题，那天在蒋先生家聊到深夜，当然主要是听蒋先生讲烧沟汉墓的分期以及汉代的五铢钱等问题。我还曾冒昧地问蒋先生如何看待其他地区的汉墓编年都参考烧沟分期的问题。当晚就留宿在蒋先生书房。次日我到洛阳文物工作队的库房参观，见到当地汉墓出土的陶瓷器，越发感觉到与自己在曲村整理的汉墓出土陶器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更加激发了自己对汉代陶瓷器的地域性以及不同地域汉墓分期的差异性等问题的兴趣。
我硕士毕业后就留校工作了。当时很想到各地去参观考察，但刚参加工作，既没有科研项目，也没有考察经费，就连备课用的稿纸都得到办公室统一领取。记得有一天到宿先生家聊天时，宿先生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从日本寄来的考古报告——《阳高古城堡》，说是借给我，让我好好看看。过了一段时间，我到宿先生家汇报读这本报告的收获，顺便提到很想去张家口、雁北一带看看当地的汉墓保存状况以及汉墓出土的器物。没想到，我的想法马上得到宿先生的支持，宿先生立即从自己的课题经费中拨出500元赞助我的考察计划。这样在1992年10月底至11月初，我前往张家口、大同地区进行了考察，回程又绕道太原、石家庄参观了考古库房和博物馆。那是我工作后第一次独自外出考察，竟然忘记开单位介绍信了。幸亏同学朱晓东帮忙联系介绍，加上自己带了工作证，才使考察得以顺利完成。还记得在朔州的一座庙宇中参观平朔露天煤矿汉墓出土的遗物时，戴尊德先生边走边指着堆放在架子上的器物，问了我一连串关于汉代陶器的问题。当我一一回答之后，戴先生才笑着说道：“那后面的，你就自己看吧。”
直到数年后攻读在职博士时,在宿白先生和徐苹芳先生两位导师的指导下,我决定专注于秦汉墓葬的系统研究,这才又回到考古学基础研究的轨道上来。在收集整理博士论文资料的过程中,先将之前就曾关注的茧形壶问题写了一篇稿子。交给宿先生审阅后,先生建议放在《文物》月刊上发表,还写了推荐信。于是,《茧形壶的类型、分布与分期试探》一文就成了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有关古代陶瓷器物研究的专文。
那时候,还没有像后来“知网”这样的便捷数据库可供检索,收集整理考古资料除了参加发掘或实地考察以外,主要靠查阅相关目录索引寻找线索,或干脆到图书馆、资料室一本一本地翻阅考古报告和文博类专业刊物。在既没有个人电脑也没有数码相机和扫描仪的时代,对于查找到的资料,要么复印,要么手写抄录,甚至拿硫酸纸描摹有关的图片、制作成器物卡片。至今都记得,当刘绪老师知道我在收集茧形壶资料时,曾主动提供了发表在山西地方刊物上的相关信息。
本文节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汉唐陶瓷考古初学集》后记。
热门评论 我要评论 微信扫码
移动端评论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