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康宁
编者按:
八十年后，抗战的炮声犹有余响。回望那段生灵荼毒、国运飘摇的岁月，英雄的先辈们奋起抗暴，以血肉之躯抵御虎狼之师，守住了民族的尊严和生机。
烈火锻造了最坚硬的骨头，鲜血熔铸了最忠诚的信仰。诞生于烽火中的那些文字，浸透着不容忘却的强大力量。每一次重温旧章，都是对这段伟大历史的庄重回望。
不平则鸣，奋起抗暴。郭澄清的经典作品《大刀记》，以皇皇百万字的篇幅，讲述了鲁北平原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抗战故事。“复仇”是这部作品贯穿始终的主题，而“大刀”则成为中国军民斗争精神的象征。
在情节跌宕而又充满生气的笔墨中，《大刀记》塑造了梁永生由一介武夫逐步成长为抗日队伍领导者的历程，也让那一柄柄历经战火淬炼的霜雪锋刃，成为几代读者铭记英雄的内心寄托。
一部英雄成长的史诗
“整个龙潭街上，到处都是急促的脚步声，兵刃的碰击声，夹杂着呼喊声，叫骂声，还有一声、两声的大枪声。被削断的半截枪杆，被打落的长矛缨子，大街小巷，处处皆是。直打得黄尘满空，天昏地暗，鸡飞狗叫，遍地是血。受了伤的狗腿子们，在街上横倒竖卧，滚着，爬着，呻吟着，惨叫着。总之，整个龙潭，家家户户掩门上闩，街街巷巷一片混乱。”
这段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的描写，就出自《大刀记》，记录了龙潭街上，梁永生带着勇武过人的后生们，向豪强地主、后来投靠日本侵略者的走狗们讨还血债的故事。
梁永生的父亲梁宝成，是一位秉性质朴刚直，喜欢抱打不平的长工。因为这样的性格，当地豪强地主“白眼狼”一直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抢占梁家仅有的一点宅基地，“白眼狼”勾结官府，将前来喊冤告状的梁宝成当堂打死，母亲也投河自尽。永生被迫流落在外，四海为家。幸而得到善良的雒金坡老两口收留，历尽艰辛后长大，学成了一身武艺。
在江湖上拼打多年的梁永生为了维持生计，从事过拉人力车、打铁等辛苦的工作，耳闻目睹权势阶层对穷人的欺压，也曾经不止一次进行了抗争，但凭借一己之力总是势单力薄。在天津他打死了日本兵后，逃到东北山林中，在这里听到了有关共产党的消息，于是下定决心“赶回老家找共产党去”！在带队突袭“白眼狼”的大院后，自己的儿子也在混战中经历伤亡。为了寻找真正的出路，他毅然动身奔赴延安。途中遇上一支正向冀鲁平原挺进的八路军队伍，他立即入伍跟队回乡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梁永生因为高超的武艺，成为抗日武装“大刀队”的队长，拥有了新的身份后，梁永生也在斗争中不断磨练着自己的本领，并带领大刀队打出了名气与威望，成为震慑日伪以及反动势力的有生力量。有了政治纲领的指导，梁永生懂得了充分依靠群众与发动群众的原则，并在战术应用能力上有了极大的提升，屡屡上演精彩奇袭，有力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大刀队充分利用自己熟悉民情与地形的优势，游走于村庄和县城的大街小巷，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常常让日伪军心惊胆战。为了掩护群众，梁永生多次孤身犯险，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又凭借高强的身手成功突围。对于那些有可能争取的伪军，采取既打又拉、攻心为上的策略，逐步分化敌营力量。此时的梁永生，已经告别了当年一介武夫的角色，成为一名意志坚定、思想先进、智勇双全的指战员了。而在本书最后，大刀队根据上级的统一安排，率领各村的民兵与群众攻克了日寇最后的据点，让位于运河之畔的家乡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975年，当这部作品克服重重阻碍出版之后，迅速引起了轰动。因为故事本身的传奇性，改编后电影、评书、连环画等艺术形式均广受好评，也让梁永生、梁志勇等英雄形象家喻户晓。话剧名家薛中锐主讲的评书《大刀记》，是各家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由《大刀记》改编的连环画发行3000多万套，小说发行400万套并经历了三次出版重印。2019年，《大刀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也奠定了其红色文学经典的地位。
革命与侠义的双重交织
《大刀记》深受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影响，语言节奏明快，叙事逻辑清晰。而且很大程度上融合了方言俚语，很多语言表述能够给读者带来很强的亲近感。比如梁永生自认有一种“愣葱”精神，便很形象地描摹出了一种敢作敢当、急公好义的性格特色。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理事陈夫龙认为，《大刀记》中贯注着侠文化的气息。“在革命历史叙事和英雄传奇书写中，侠义和革命形成了一种浑然交融的双圆结构。双圆犹如两个车轮，无论是侠义叙事，还是革命叙事，横贯其中的是侠气。这种侠气如动力轴承，推动着故事演进和情节发展；随着梁永生活动空间的位移和思想境界的提升而具体呈现为三种形态：草莽义气、民族正气和革命豪气。”
的确，梁永生的成长过程中实现了由“复仇”到“革命”蜕变，也历经了由“小我”到“大我”的进阶。而促进他思想转变的，离不开组织的指引。比如县委书记方延彬曾在一次交谈中提到：“老梁啊，你要知道，咱们全中国的苦瓜无其数，可是苦根儿只有一条。因此说，全国各地的苦瓜，实际上是一个大苦瓜。也就是说，我的仇，你的仇，以及全国穷苦人的仇，应当放到一起，应当看成一个!”“把那些侵略人，剥削人，压迫人的家伙们，打倒在地，并建立起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你想，到那个时候，全阶级，全民族的‘大仇’解决了，你我的‘小仇’，不也就报了吗?”
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洗礼，梁永生逐渐领悟到：“共产党员的使命，就是要在革命斗争中，用自己的血和汗，将这乌七八糟的世界，冲刷个干净，染它个通红。”有了思想的法宝，他开始从个人血仇的思维局限中跳出来，专注到民族大义与抗日事业中去。更以此为武器教育战士开展工作，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大刀记》虽然是一部小说，但是郭澄清对其中的110多个人物进行了细致周到的描写。包括人物关系与命运走向编排得非常仔细。而故事也不完全出于虚构，也有对应的原型。根据研究，牺牲在宁津的抗日英雄马振华，深刻影响了“梁永生”这一角色的塑造。
马振华是冀鲁边区的抗日元勋，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津南特委与鲁北特委合并为中共冀鲁边区工作委员会，马振华任组织委员。他与多位爱国志士创建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多次打击日伪军和顽固派，相继收复了盐山、庆云、无棣等地。1938年夏，马振华来到地方工作。1940年9月11日晚，马振华在宁津县薛庄村召集各县、区主要干部开会，消息不幸被敌人得知，陷入重围。为掩护其他同志转移，马振华开枪射击吸引敌人火力，自己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5岁。
作为宁津本土作家，郭澄清对这段历史耳熟能详。上世纪50年代，他曾经用近3年时间收集、翻阅相关历史资料；走访了数千位历史见证者，写下了长达10万字的传记文学《马振华英烈传》。而马振华的故事，也成为日后创作“梁永生”艺术形象的重要素材。从《大刀记》中，也能窥见鲁北大地抗日斗争可歌可泣的壮烈情形。
奋斗一生的“郭大刀”
《大刀记》是郭澄清最有名的作品，更是他竭尽心力、耗尽心血的诚意之作。
出生于宁津的郭澄清，生在一个农户中，为了不受欺负，少年时曾有习武的经历。后来他参加了革命，曾经经历过济南战役，在战火中经历过与战友生离死别的悲壮时刻。在1985年，郭澄清在自己的长篇小说《笔》中讲述到“我的连长牺牲时，用最后一口气力，拿出自己的钢笔说：小郭，你很会写文章，你用这支笔把牺牲的战友们的事迹写下来，交给他们的后人。”
郭澄清
有了这样的经历，他也下定了为时代与人民立传的决心。从1952年起，在从事教育宣传工作之余，他在业余时间内专注于文学写作。早期他凭借多部具有山乡气息的短篇小说扬名文坛，被称作与孙犁、赵树理一样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家。
郭澄清对故乡与农村有着深深的眷恋。他天性乐观通达又平易近人，讲话明白晓畅，极富个人魅力。山东大学教授吴开晋曾经追忆自己与郭澄清初见时的模样——他粗黑的手便和我紧紧相握。看样子，也就40多岁，但一脸“胡子拉碴”，牙齿和手指被烟熏得黑黄，穿着一件旧布带纽扣的上衣。他见我看他的脸和手中还燃着香烟，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打夜班，离不开它!”
从会面开始，郭澄清就给吴开晋留下了“待人热情、和气、豪爽”的印象。而随着作品名气的提升，文友之间已用“郭大刀”代替了他的名字。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刀记》这部大刀阔斧的巨作，竟然是郭澄清在一间斗室的昏暗油灯之下，通宵达旦写出来的。
郭澄清《大刀记》手稿
1971年，郭澄清在老家宁津县郭皋村开始了《大刀记》的创作，为了及时完成创作任务，郭澄清在小土屋里支起一张桌子，夜以继日地书写。1975年，一直关心这部作品的屠岸、谢永旺等人抓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的关口，推动了这部作品的问世。
正当这部作品名传四海的时候，由于长期工作劳累，加上精神压力，1976年5月正在改编《大刀记》电影剧本的郭澄清，不幸突患脑血栓住进医院，虽经治疗仍旧落下了左侧肢体偏瘫的后遗症。他仍旧抱病坚持写作，用牙咬着辅助拔开笔帽，继续笔耕不辍。他的朋友，作家常庚西评价：“他的创作，用勤奋来形容已经不太确切了，只能说是拼命。”
1989年8月，久为病痛困扰的郭澄清逝世，时年未满60周岁。郭澄清终其一生为了他热爱的人民和乡土而拼搏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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