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实习生 白应婵 策划整理
编者按：山东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携手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面向山东省大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发起 “照亮我的那本书”主题征集活动，旨在通过真实动人的阅读故事，展现书籍在教育中的深远力量，传递阅读带来的成长与蜕变。（征稿及教育线索提供邮箱：qlwbyddx@126.com。）
文｜山东省曹县第一中学教师 赵燕
那天的早读课，我站在教室后门，看着那个总爱趴在桌上的男生小周，忽然想起八年前刚入职时的自己。那时我握着烫金的研究生毕业证，以为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就能让学生乖乖听我剖析《离骚》的浪漫、《兰亭集序》的哲思。可现实是，小周的课本永远摊在第一页，后排几个男生总在语文课上偷偷传纸条，还有女生红着眼圈说“我就是学不会文言文”。
第八年的端午节，办公桌上堆着学生送的贺卡，可我心里却像压着块湿棉絮。八年了，我从一个对着教案念标准答案的新手，变成了能熟练应对课堂突发状况的“老教师”，可总觉得哪里不对——我能精准地指出学生作文里的病句，却读不懂他们草稿本上“活着好没意思”的涂鸦；我能把《赤壁赋》讲得声情并茂，却留不住那些望向窗外的眼神。直到那天，在图书馆的角落翻到《正面管教》，扉页上那句“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而非雕刻”，像一道光突然照进了我混沌的思绪。
从“纠错者”到“倾听者”：原来沉默背后有声音
教高一时，小周是让我最头疼的学生。他语文课永远趴着，提问时要么摇头，要么甩出一句“不会”。我试过请家长，家长叹着气说“这孩子从小就犟，您多费心”；也试过课后补课，他坐在我对面，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桌角，眼神飘向窗外。直到读《正面管教》里“和善而坚定”的章节，我才突然意识到：我从未问过他“为什么不想听课”，只忙着给“不听课”的行为贴标签。
那天晚自习，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没提学习，只说“我上高中时，也有过不想听课的时候，总觉得老师讲的和我没关系。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他愣了一下，手指停下了动作。沉默了很久，他才低声说：“小学时被语文老师当众撕了作文本，说我写的是垃圾。后来每次上语文课，就觉得老师在盯着我，怕又写错。”
我喉咙突然发紧。原来那些看似“叛逆”的行为背后，藏着这样深的伤口。“和善”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是承认他的感受有被看见的权利。我没再说“你应该好好听讲”，只说“被那样对待，换作是我，可能也会害怕写字”。那天之后，他虽然还是不常抬头，但课本不再停留在第一页，偶尔会在我讲诗歌时，悄悄把笔记本翻开一道缝。
有次讲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问“你们觉得‘喂马、劈柴’是在说什么？”全班安静时，小周突然冒出一句“是想好好活着吧”。我心里一颤，顺着他的话说：“你说得真好，诗人想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活着的踏实。”他猛地抬头看了我一眼，眼里有惊讶，还有点别的什么，像被风吹动的湖面。那节课结束时，他破天荒地把课本合上，放进了书包。
从“指挥官”到“同行者”：把课堂的方向盘交给他们
教高二那年，班里要排课本剧《雷雨》。往年都是我指定角色、分配任务，学生按部就班地排练，最后演得中规中矩。可《正面管教》里“赋予学生权力”的章节提醒我：“当学生觉得自己有选择权时，才会真正投入。”我咬咬牙，在班会上说：“今年的课本剧，从选角到改编，全由你们自己决定。”
起初他们一片茫然，几个活跃的学生小声嘀咕“老师不管，我们能行吗”。我想起书里说“信任是最好的推动力”，便笑着说“我相信你们比我更懂自己想演什么”。没想到一周后，他们拿着改编的剧本找到我：把繁漪的台词改得更像当代少女的语气，给周冲加了一段弹吉他的戏份，甚至设计了“观众投票决定结局”的互动环节。排练时，平时总逃课的男生主动申请当灯光师，说“我对光影很敏感”；那个总说“学不会文言文”的女生，竟把旁白写成了押韵的小诗。
演出那天，台下掌声雷动。小周在剧里演了沉默的鲁大海，虽然台词不多，但站在台上时，腰杆挺得笔直。谢幕时，他偷偷看了我一眼，嘴角扬起一个极浅的弧度。我突然明白，不是学生“学不会”，是我从未给过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学会”的机会。就像书里说的，“每个孩子都有内在的成长动力，我们要做的，只是别挡住那束光”。
从“评判者”到“同行者”：原来错误里藏着成长的契机
去年教高二，班里有个女生小林，作文总写得晦涩难懂。每次批改，我都忍不住用红笔圈出“逻辑混乱”“用词生僻”，直到有次她交来的作文末尾，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老师，我只是想把心里的感觉说清楚，可我不知道怎么说。”
那天晚上，我翻到《正面管教》里“聚焦解决问题，而非追究错误”的章节，突然很愧疚。我总在评判她的文字“好不好”，却从没问过她“想表达什么”。第二天，我把作文还给她，没提修改意见，只写了一句：“能和我说说，你写这段时想到了什么吗？”
她愣了很久，才小声说：“我爸妈总吵架，我一回家就觉得喘不过气，像被关在玻璃罐里。”我突然懂了，她文中那些“漂浮的碎片”“透明的墙”，都是她对家庭氛围的真实感受。“你看，”我指着那些被我圈出的句子，“这些比喻很特别，就像你自己的密码。如果能把‘玻璃罐’里发生的事写具体，别人就更能懂你的感受了。”
后来她的作文里，出现了“爸爸摔门时，茶杯在茶几上跳了三下”“妈妈哭的时候，窗帘的影子在墙上抖个不停”这样的句子。虽然依然不算“标准范文”，但字里行间全是鲜活的生命力。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她的作文得了满分，阅卷老师评语里写着：“文字里有令人心疼的真诚。”
小林在毕业纪念册上写给我：“谢谢您让我知道，心里的话，哪怕说不清楚，也值得被认真听。”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教育不是把学生雕琢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把自己本来的样子，慢慢活出来。就像读《兰亭集序》时，我不再强求他们背会“死生亦大矣”的注解，而是和他们聊“你们觉得，王羲之写这篇文章时，心里最遗憾的是什么”。有学生说“是怕好朋友分开后再也见不到”，有学生说“是想留住现在的快乐，可知道留不住”。那些课堂上闪烁的眼神，比任何标准答案都珍贵。
今年端午节，小周发来一条微信：“老师，我现在在学摄影，拍了张夕阳下的教室，想送给您。”照片里，空荡荡的教室洒满金光，课桌上还放着半块橡皮，像极了我们共度的那些平凡又闪光的日子。
第八年站在讲台上，我终于明白，研究生学历能让我读懂古籍里的文字，却读不懂学生心里的褶皱；八年的教学经验能让我熟练地掌控课堂节奏，却未必能走进他们的世界。《正面管教》教会我的，不是具体的管教方法，而是一种姿态——蹲下来，和学生站在同一高度，看见他们的脆弱，尊重他们的独特，相信他们的力量。
就像此刻，我看着窗外的银杏叶，想起书里的一句话：“好的教育，是让学生在离开你之后，依然能带着那份被尊重、被信任的勇气，继续生长。”而我，何其有幸，能成为那个见证他们生长的人。这或许，就是一个语文老师能拥有的，最珍贵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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