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惠斌
在上海图书馆东馆正在展出的《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中，90件汉碑善本精品均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皆属首次集中亮相，其中就包括被誉为“两浙第一碑”的汉《三老碑》。
《三老碑》全称《三老讳字忌日记》，刻立于东汉建武年间，是现存最早的东汉石刻之一，也是江南仅见、浙江最古老的碑石。《三老碑》从出土、辨识、递传到最终归宿，命运多舛，际遇起伏，今保存在杭州孤山的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
《汉三老碑拓本》（西泠印社藏）
清咸丰年间，《三老碑》在浙江余姚的客星山出土，碑额断缺，后人根据碑刻内容予以命名。通高90.5厘米、宽45厘米，右侧以格栏样式自上而下分为4框，各4至6列不等，每列6至9字，镌刻人物谱系，首句“三老讳通，字小父”；左侧为大格栏，计3列，每列约30字，镌刻铭文和立碑缘由，凡217字。
《三老碑》主要记录东汉建武年间一位名“通”的地方官“三老”(掌管教化的荣誉尊衔，无行政权和俸禄)和妻子、儿子、儿媳、孙子等祖孙三代的名字(讳)及其逝世的日子(忌日)，旨在让后代子孙尊祖敬宗，同时免予言事触忌，不忘春秋祭祀，由第七个孙子“邯”所立，迄今已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
这块碑石当年被余姚村民挖出后，运回家中拟日后留作垒砌墓壁之用，清洗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近村富绅、“金石癖”周世熊听闻消息后前往辨识，根据其文字内容和字体笔法，判断它非同一般，与村民商议后运至自家庭院，“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并墨拓了百余份分送各地学者和金石同好研究。
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城略地，兵至余姚，将周置放在竹亭的石碑、汉晋砖石悉数推倒，垒成灶台。太平军退后，“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周世熊认为“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因而格外看重，精心收藏。
1919年，从事古董收藏和交易的镇江人陈渭泉访得《三老碑》，以3000大洋从周氏后人手里购得后辗转运至上海，待价而沽。1921年，日本商人欲以重金收购，浙籍古董商人毛经畴将消息转告任上海知事的绍兴人沈宝昌，沈又告知海宁人、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他们“不忍古物之沦亡”，为力阻该碑漂洋过海，流失异域，立即通报西泠印社丁辅之。
丁辅之赶赴上海，与社长吴昌硕紧急商议，莫不以为与其“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于是广联同乡，吁请协力“醵金(集资)赎之”“大雅宏达，共成斯举”。
浙人闻风响应，名流慷慨解囊，吴昌硕、倪墨耕、何诗孙、陆廉夫、王一亭、商笙伯、高邕之、丁辅之、王福庵、吴石潜、叶为铭等西泠印社同仁各捐献书画印谱10件、古画30件，举行义卖。不到一月，65人共集资11270元，浙江督军卢永祥、湖州首富张钧衡各捐2000元。其中，8000元向陈渭泉赎碑，3270元后用于筑室庋藏。
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
1922年7月，三老碑运至杭州后，“择西湖孤山之阳，西泠印社隙地”，建造“三老石室”，连同社藏北魏、元至明墓志石刻及摹刻宋拓先秦石鼓10枚，一并永久保存。吴昌硕特撰《汉三老石室记》，志述其事，著诗以赞：“三老神碑去复还，长教灵气壮湖山。漫言片石无轻重，点点犹留汉土斑。”石室门墙上另题刻楹联：“竞传炎汉一片石，永共明湖万斯年。”
《三老碑》入藏西泠印社，为印学研究保存了实物依据，成为名符其实的“镇社之宝”，见证了印社先贤大师为保护祖国文物，凝聚社会力量护宝、藏宝、展宝的文化义举，彰显了浙籍有识之士的爱国情怀、民族风骨和崇高品德，更是西泠精神的生动写照。
汉《三老讳字忌日记》拓片（上海图书馆藏）
《三老碑》不同于庙堂巨制、官家刻石，书体介于篆隶之间，由篆入隶，可谓汉隶成熟的雏形，在东汉数百通碑刻中，不失为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上乘之作。东汉时期，中原大地刻碑成风，石刻碑铭在黄河流域层出不穷，但在非文化核心区的东南浙地，出土《三老碑》实属罕见，对研究我国古代官制、石刻家谱、书法沿革有重要研究价值。因此一经发现，海内金石家视若鸿宝，名家学者纷纷题跋作记。清李葆恂在《三邕翠墨簃题跋》中评价：“此刻书势屈蟠生动，于诸汉隶中最有笔法可循。”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由篆变隶”“笔法已有汉隶体”。何绍基赞之为“东汉第一碑”，达受（道光年间曾主杭州南屏山净慈寺)誉之为“两浙第一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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