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面对高温天气，我们该如何谈论气候变化

酷热的夏天已结束，但今年的夏天无疑令人难忘。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夏天的全球单日平均气温最高纪录多次被打破，异常的高温使得2024年有可能取代2023年，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年。“天气变得更热”“又有一地发生洪灾”，作为渺小的个体，我们该如何应对铺天盖地的气候变化消息？拥有脱口秀演员与气候变化科学家双重身份的马特·温宁，在其著作《热爆了：我们究竟能对气候变化做些什么？》中，将轻松的话语与严肃的气候变化话题结合起来，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气候危机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热爆了：我们究竟能对气候变化做些什么？》

［英］马特·温宁 著

唐双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英］马特·温宁

北极熊问题

气候变化需要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这种进程缓慢到几乎无法察觉。作为一种危险，气候变化与日常担忧的事情相距甚远。你无法全天候担心气候到底会怎么变化，因为我们终究不是为此而生，这也不是生活的基本方式。我的意思是，有些人确实会高度关注气候变化（你也知道是哪些人），这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如此。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议题只会从脑海中路过，并不会引发多大的警觉。人类是群居动物，所以只关心跟我们亲近的人，也常常误以为气候变化只会影响那些远方的人，事情都只与他们相关，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例如，有59%的英国人认为气候变化会对欠发达国家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只有26%的人认为气候变化会严重影响到自己和家人。这里所说的影响通常发生在遥远的地方，比如北极或热带，而不是在市中心的维特罗斯超市。

更糟糕的是，当环保主义者试图呼吁你关注这个问题时，他们的默认做法是展示一张饥饿的北极熊站在一块小到悲伤的冰面上的照片。这是每个人都会联想到的气候变化的标志性画面。这张照片最早刊登在2006年的《时代》杂志封面，标题是：“要担心。要非常担心。”对此，你嘴上会说：“天哪，这实在太可怕了。”但内心却在说：“这谁在乎啊，我都没去过北极，更不认识哪怕一只北极熊。”

乔治·马歇尔在其著作《想都不想：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忽视气候变化》中写道：“一个本就缺乏临场感的问题，还选了一种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关的动物作为标志。”的确，如果你的受众是铁杆环保主义者，那么秀一下饥饿北极熊照片属于正常操作，但此举并不一定能如愿将你想要传达的信息传递给大众。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已经进化到关心那些感觉靠近自己的事物，无论是我们所爱的人还是面临的危险。人们谈论气候变化的方式让它听起来远离日常。它很无聊，很学术化，是科学家的事。从时间角度来看，它也很遥远。我们主要关心今天晚些时候会不会下雨，但科学家们却在讨论2100年全球气温会是多少摄氏度。

我们自己其实很难想象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就像有娃这件事直到真正发生才能感受到其真实性。正如马歇尔精辟地指出：“我们既把它拉近，近到可以恰到好处地做些什么，但又把它推远，远到尚且不必立即采取行动。”但问题是，我们不能等到每个人都深受其害后再采取行动。

这种距离感还体现在其隐蔽性上，温室气体好比站在你卧室窗帘后面的斧头蒙面人一样，无法被直接看见。如果我们能肉眼观察到这些气体，我想，也许是亮粉色的，那可能会让人们觉得这一切更加紧迫，或许还带着些许可爱。好吧，如果它们是灰色的呢？不对，等等，那看起来就真是“灰色的一天”。

我想说的是，我们智人向来有“眼不见，心不烦”的传统。塑料垃圾对我们来说更加显而易见，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记住。你看到一个被丢在路边的可乐空瓶就会想：“这正在破坏地球。”然而，当你看到一辆汽车时，你不太会有同样的想法，你会觉得：“这是一辆非常正常的日常车。”

不是彻底丢弃什么

在某些时候，科学家和媒体传达气候变化信息的方式真是一个大问题。新闻报道专注呈现越来越多的“硬事实”，以说服公众和政府采取行动。如果这不奏效，那么就加倍努力，呈现更硬的事实，仿佛人们终会恍然大悟。他们会这么说：“海平面上升的速度甚至比我们预测的还要快，去年上升了整整三毫米。”普罗大众却觉得：“这才蚂蚁大小，关我屁事？”

但是，更多事情可能变得多糟的信息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传播选择。人们不需要完全通晓科学原理就能知道它正在发生，就知道需要为此采取行动。正如伦敦国王学院的神经学家克里斯·德·迈耶博士所说：“生活中有许多场合，哪怕我们并不具备完全的知识，但仍然能够完美对付……我们不需要知道车祸致死的各种方式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他又说道：“气候变化也是如此。我们不需要知道所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坏事，就应该知道必须采取应对措施。”

当事实与我们坚持的价值观念或习惯享受的生活方式等发生冲突时，输家往往是事实一方。这并不是说我们是彻头彻尾的恶棍，打心眼里希望动物灭绝，我们只是喜欢和朋友一起ＢＢＱ（吃烧烤）而已。

这种不和谐会导致我们做出各种反应，不愿意接受现实情况。挪威心理学家佩尔·埃斯彭·斯托克内斯教授在《当我们试图不去想全球变暖时，我们在想些什么》一书中建议道：“也许我们最好不要只关注否认气候变化，而是更多讨论抵御气候变化。”我们喜欢说些话来使自己感到舒适并进行辩解。比如，“我会做其他环保的事情，比如每周骑车上班一次，所以开车去商店没毛病”；或者，“科学也不意味着板上钉钉”。

在全球层面，我们又必须应对这样一个矛盾的事实：地球正处于危险之中，但是我们似乎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担忧可能使我们停滞不前，这又会导致更多的不作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各种形式的否认气候变化行为便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和氧气。

这个纯粹的科学问题是如何被赋予了关乎文化认同的社会意义？答案在于政治。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政府进行相当规模的干预。市场本身并不能将气候恶化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内部化。因此，我们需要对打算进行消减的东西征税或进行管制，比如“碳”。从经济学视角来看，这仅仅是在纠正负外部性——简单来说就是损人利己的行为。

气候行动传递给我们的讯息通常相当消极。它要求你放弃自己喜欢之事，比如吃肋眼牛排、飞往西班牙伊比萨岛，从而防止末日降临。在极端情况下，这甚至涉及羞辱。某种程度上，这听起来像是宗教：我们现在必须放弃现时的罪恶欢愉，以期实现更美好的遥远未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最终会陷入比想象中更加炎热的境地。

如果我们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气候行动，比如减少肉类消费，有时候会让我们更有可能采取其他环保措施，但这也可能让我们更容易产生已经“尽了绵薄之力”的感觉。我深有体会，过去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2018年，我在爱丁堡艺穗节度过的最后一天就是绝佳的例子。当时，在我演出结束后，场外大约有15位观众在等，他们大概是想提问、聊天或者打个招呼。于是，就这样，我接待了最后一天最后一场演出的最后一位观众。这位等待了大约１５分钟的年轻女士非常有耐心，她问我：“如果我照你说的去做——不坐飞机，减少开车，当个纯素食者——那我能养多少只狗？”

我们需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而不是彻底丢弃什么。这应该是尝试火车旅行和在本地度假，尝试令人兴奋的食谱并积极做出贡献。你并非舍弃汽油车，而是得到一辆未来电动赛博车，像《杰森一家》或者更现代的一些科幻小说里的那种。我们需要探讨我们想要的乐观未来。正如其他人所说，马丁·路德·金激励人们的方法是谈论梦想而不是噩梦。我们应该为有意义的气候变化行动创造空间，这对实现我们想要的未来至关重要。

（本文选编自《热爆了：我们究竟能对气候变化做些什么？》，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