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怀宇
扬之水只有初中学历,后来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她的经历曾被简化为“开过卡车,卖过西瓜”,自认准确的说法是:当过售货员,也当过司机。
以她独特的经历,何以成为学者?这漫长的问学之道,值得深思。
此生与大学无缘,但扬之水走上自学的路,漫长的路途中不时出现指点迷津的师友。
1984年春,新成立的光明日报出版社招聘编辑,录取的九人中有扬之水。
编辑,自然要组稿;寻找选题,自然要海量读书。
一年半之后,扬之水进入三联书店《读书》编辑部。
顶头上司沈昌文是一位喜欢读书并且很会读书的人。
《读书》十年,沈昌文对扬之水的奖励,是赠以她喜欢的书。而扬之水为组稿而读书,更是广结书缘。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如有恒心写日记,事后写文章,有时真能“手挥五弦”。
扬之水在《读书》十年的日记,几乎有闻必录。
她记录徐梵澄的故事,颇具魏晋风度。
徐梵澄早年自费留学德国,五年后,战乱家毁,断了财源,只好归国,在上海与鲁迅相识。1948年到印度教学,1978年返回阔别三十年的家园。
扬之水认识徐梵澄后,徐梵澄坦白而诚恳地说:“希望你能常来。我一个人是很寂寞的。”有一次说扬之水是他唯一能够谈得来的女朋友。
扬之水写赵萝蕤,也是得之日记之妙。
1990年,为赵萝蕤做生日(五月九日),赵提议,往东四肯德基炸鸡店吃快餐。
1992年,赵萝蕤八十寿诞,则是请她到新开业的麦当劳吃汉堡包、冰激凌。
赵萝蕤说,在大学中,她是同年级中最小的一个。王世襄、萧乾等,年岁都比她大,但班级都低于她。那时她的外号叫林黛玉,追求者众。但她却追求了陈梦家。
“为什么?是不是喜欢他的诗?”
“不不不,我最讨厌他的诗。”
“那为了什么呢?”
“因为他长得漂亮。”
在《听王夫人讲故事》中,扬之水记下王世襄夫人袁荃猷的回忆:
1941年,袁荃猷正在四年级,写了一篇研究美术史的论文。系主任说,论文很好,但在教育系没有人能指导你,我介绍你去找一个人吧,研究院的王世襄。
初次见面在王家花园,袁荃猷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个吃净、掏空而依然完完整整的柿子壳。
王世襄给袁荃猷开了几页单子,袁荃猷的论文便是按照这一“指导”做出来的。
1941年12月,燕京停学。王世襄从北京去重庆,临行把家里养的太平花端了一盆送给袁荃猷,请她帮忙浇水。
王世襄在四川给袁荃猷写了好多信。
袁荃猷说,当初其实就是爱他的字,小楷俊逸,曾经裱了一个册页,现在还留着呢。
“我就给他回了两封信。其中有一封就是告诉他,你留下的太平花我天天浇水,活得很好,但愿生活也能像这太平花。”
王世襄后来坐了美国的军用飞机回到北京,不久两人就结婚了。
扬之水还在《读书》编辑部时,王世襄给了她电话号码,说:给你介绍一位最好的老师。这便是孙机先生。
扬之水和孙机先是通电话,后是书信来往,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见面。
见面时,孙机单车驾临,交谈的时间前后不足十分钟,似乎只是一个目的,即送她一本信中索要的《文物丛谈》,而这本书当时在市面上已买不到了。
扬之水谈到孙机的学问:“冷静思来,先生之学,寸累铢积,未免既从小处着手,又从小处着眼。欲自此中窥两周之形势,则彷徨迷津,不得其门而入也。夫治学之道,大别可为二宗:一曰专精,二曰通贯。先生之治金文,实际上只是在研究史料,离历史的主线还远着呢。专固然好,但要小中见大,大中见全,政治家所称全局之才,此之谓也。物理学研究微观世界,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而中子、质子、介子,微得不胜其微,但一下子揭开了物质构造的奥秘,轰隆一声,爆炸了核弹氢弹,整个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扬之水向孙机问学,自“读图”始。
“看图说话”,似乎不难,其实并不容易。
真正读懂图像,必要有对图像之时代的思想观念、社会风俗、典章制度等等的深透了解,这一切,无不与对文献的理解和把握密切相关。
大胆假设必要有小心求证为根基,这里不但容不得臆想,更万万不可任意改篡据以立论的基本的材料。
总之,是要用可靠的证据说话,力避观念先行。
孙机告诫扬之水三点:一、必须依凭材料说话;二、材料不足以立论,惟有耐心等待;三、一旦有了正确的立论,更多的材料就会源源涌至。
孙机谈文物,对扬之水启发颇深:“现今尊之为‘文物’者,在古代,多数曾经是日常生活用品,各自以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其自处的位置。若干重器和宝器,只不过是将这种属性加以强化和神化。从探讨文物所固有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出发,她们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测到活的古史。倘使角度合宜,调焦得当,还能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特殊技艺的妙谛,和不因岁月流逝而消褪的美的闪光。”
扬之水问学于孙机,而孙机曾问学于沈从文。
孙机说:“在服饰史的研究上,沈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沈先生前半生是作家,是用文学作品创造美好的人物形象。他的后半生是文物学家,是解释和重新发现那些不可再生的文物的价值。”
沈从文不是考据家,然而小说家的悟性与敏感,包括想象力,成就了他对物的独特解读。
“名物新证”的概念最早便是由沈从文提出。
沈从文的《关于飞天》一文的手迹,是孙机送给扬之水的。
孙机说:“那几页字太小,沈先生的大字好看,有章草的味儿。”
说到沈从文,孙机每每赞叹:“沈先生真是个好人。”“对人说话从来是带着微笑。”
扬之水问学的前辈中,我多次访问辛丰年先生,读来格外亲切。
扬之水说:“和许多爱书人一样,他爱书也爱得入迷,除了音乐,也爱其他的艺术。并且,对历史、对哲学都有广泛的了解,大有老杜‘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之概。又似乎对新文学史尤其有兴趣。”
辛丰年“每听完一部交响乐那样的大曲,如同读了一部《红楼梦》或是《战争与和平》,仿佛经历了一次人生,做了场黄粱梦。”
扬之水理解辛丰年的个性:“他的善良并未妨碍他发见世间的非善。他不善于史中读史,却善于史外读史。他便清醒地‘梦游’在音乐世界,读人类历史,看世态人情。他为历史配乐,他为人生配乐,他在旋律中读到历史的真实。‘时靸双鸳响’,‘腻水染花腥’,凄美中的惨烈,也是一般春秋史笔。配了乐的历史与人生,便如这梦窗词中意象,带了特定的标识,定位于受过磨难、企望不再受磨难的心灵。”
辛丰年的治学之道,与扬之水相似,细读不免心有戚戚。
金克木与辛丰年一样渊博,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生活中却是别一番气象。
金克木几乎是不买书的,当然也没有书房。
扬之水去拜访金克木,但见:“北京大学朗润园的金宅,一几,一榻,一张写字台,一个惟底层疏疏落落躺了几本书的书架,一个坐下去就很难站起来的旧沙发。”
金克木不藏书,却有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脑。
他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在图书馆里读各种各样的书。
一度在图书馆做管理员,后来做了教授,不论是武大还是北大,都傍着一座教人艳羡的图书馆。
最聪明的办法,自然是把自己的书房设在图书馆里。
回顾学思历程,扬之水说:“八十年代令人感念不置者,对我来说第一是对学历的宽容。初中学历,却能够凭着一支笔,凭着对书的爱,进入光明日报出版社,进入《读书》编辑部,并且不以学历低而成为工作的障碍,而且,我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特例。”
治学,扬之水给自己设定的理想是:用名物学构筑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它是对“物”的推源溯流,而又同与器物相关的社会生活史紧密相关。它可以是诗中“物”,也可以是物中“诗”,手段角度不同,方法和目的却是一样的。
扬之水为文物定名,通常像破案,或者说是不断追寻证据的过程:发现问题,寻找解决的证据,一个一个证据形成证据链,疑案也就破解了。
细读扬之水的《问学记》,一个初中生而成为研究员的疑问,也在这些活生生的学术证据中豁然开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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