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未了｜东塘西行

 一说临汾，好多人可能不知。可你一说《语文报》，上过初高中的学子都颔首默念，那张承载着好多人成长记忆的报纸就诞生在山西临汾。

顾名思义，临汾，因临山西母亲河汾河而得名，弥漫着汾酒的醇香和老陈醋的回甘。相传这里是上古尧建都之地。《帝王世纪》称临汾为：“尧都平阳”。《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平阳为冀州之地。冀州处九州之中央，故称“中国”，“中国”一词由此而来。

欲知“中国”，哪能绕开临汾——平阳。

要了解临汾，又岂能绕开《平阳府志》。谁编纂的？山东人孔尚任，大名鼎鼎的东塘先生，有《桃花扇》名世。都知他是剧作家，但鲜有人知他还是历史学家。可否这样说，《平阳府志》是齐鲁文化与三晋文化碰撞出的文典？

作为孔子后裔助力山西，孔东塘是一个出色的文化志愿者。不揣冒昧，作《东塘西行》，致敬先贤。

                               ——临汾后学玉亮题记

一

甲辰龙年春，我到山西省临汾市图书馆查资料，正好碰上五楼举行手抄《平阳府志》阅读推广活动，一时手痒，忍不住过去涂鸦，这一涂，让《平阳府志》迷住了。大半年，我埋首《平阳府志》，在书页里追索历史，在文字中寻访故人，我发现，孔尚任编纂的这部地方志，跟其他志书相比，体例更全，收录更细，字里行间还透出一股文气。

《平阳府志》读得不过瘾，又买来《桃花扇》研读。剧本读了两遍，喜欢的曲子反复吟诵，直到可以一字不差背下来。读完书，看欧阳予倩改编的京剧电影，接着是越剧、黄梅戏……越读，越看，心里的好奇越重。这个能把扇子上的一滴血，演绎成惊天动地爱情故事的山东汉子，他在平阳府的几个月是怎么度过的？

穿过三百余载光阴，我看到了清瘦孤寒的孔东塘。

秋风浩荡中，他骑一匹瘦马穿越太行，漫天黄尘迷离了他的眼睛，干涩的嘴唇艰难地吟出送给晋地的诗：丛祠千尺上，石磴与云齐。积雪明冬岭，炊烟乱晚溪。登高重九后，作客太行西。无处猜乡路，沉吟日易低。

心有所感，发而为诗。这鲁国的文人，目光打量着陌生的景域，仰视、俯视，或缓步或疾行，思维的触须一点点地蔓延到了三晋厚土。

那一刻，孔东塘不再是府志上一个冰冷的名字，有血有肉，能吟唱，会思乡，善感而带几许轻愁。

二

花甲之年，离家远游，固然是出于生计艰难，更多的恐怕是难拂知己刘棨美意。

想那孔东塘身为圣人六十四代孙，自幼熟读经史，雅好诗文，更效仿圣人“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礼治身，以乐治心，不敢有一日懈怠，可惜屡试不第，直到三十五岁，方才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主修《孔子世家谱》与《阙里志》，短短数十日教习成全套礼乐班子，监造出祭孔所需的乐器、舞器、祭器几十种。康熙帝到孔子故里祭孔，他作为御前讲经人员，撰讲义，讲《大学》，引导康熙观赏孔林圣迹，一时圣恩隆眷，被破格提拔为国子监博士。那时候的孔东塘满怀壮志，不料淮阳四年，一番豪情终成空。奉旨出京治河，整日里与渔人为邻，鸥鹭为伍，亲见官吏挥霍腐败，百姓啼苦号寒，怎能不发而为“呻吟疾痛之声”？短短四年，成诗630余首。公务之余，他到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到南京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矶，去栖霞山白云庵访问道士张瑶星，积累了大量素材。好不容易回到京师，官职屡迁皆是闲职，怎展管晏济世之才？心灰意冷的孔东塘自命东鲁狂生，“弹铗燕市中，独歌不逐吠”，先作《小忽雷》，再成《桃花扇》，一时名震京师，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然而，“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谤诽”，《桃花扇》脱稿九个月之后，孔东塘即被罢官。此后两年，孔东塘滞留京都，以图圣眷复萌再入仕林，奈何世易时移，终不得志，不得已回到家乡隐居石门。

门庭冷落一身轻，摇掩柴扉待月明。丁亥（1707）年秋天，一封来自山西平阳府的书信，打破了孔东塘宁静而清苦的乡居生活。

写信人是时任平阳知府刘棨。

三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你是定盘的星……”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那首《清官谣》，成为街巷里的流行调，也让我彻底记住了背弯人不弓的刘墉刘石庵刘大人。

刘墉的祖父，就是刘棨刘知府。

刘棨，字弢子，号青岑，山东诸城（今属高密）逄戈庄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

据《清史稿》记载，刘棨居官清廉。任陕西宁羌州知州期间，恰逢陕西大饥，州无可发之粟，他向监司丁珩借粮，并提出运粮之法：使民赴府负粮，负一斗者给三升，此法一用，不十日便运粮三千石。州地贫苦，他见山上多桷树，宜养山茧，便派人到诸城老家，请善养者数人带蚕种数万枚到宁羌州教民养蚕，并传授抽丝织绸之法，宁羌州人由此得利，称其绸为“刘公绸”，呼其为“刘父”，每饭祀之。他还设立书肆，建立义塾，闲时亲自教授，使得百年未曾中过举人的宁羌州开始有了乡试者。康熙四十一年，母亲杨氏病逝，刘棨因为替百姓缴纳逋赋，竟然拿不出返乡葬母的路费，百姓想给他捐款，他断然拒绝，最终靠弟弟变卖田产才凑足盘缠。

爱民有心，富民有方，化民有术，如此正和，何人可及？同朝为官的山东人王渔洋曾说“必实实有真诚与民同休戚之意，民未有不感动者，不恃治术驾驭”，诚如是也。

面对“命薄忽遭文章憎，缄口今人受谤诽”的孔东塘，刘棨不顾个人安危，公开站出来为他鸣屈叫冤，而今又冒着“犯上”的风险，诚挚邀请他去编纂《平阳府志》，东塘怎能不欣然从命？

 四

金乌西坠，云霞满天，一老者肩扛犁铧、赶着耕牛缓缓走过，牛铃渐行渐远，像是给老者的长声吟唱伴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就是平阳府，我和我的祖辈生存的地方，随手抟起一抔土，都攥得出文化的汁液。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戌时，也就是公元1695年5月18日12时左右，一场大地震，“地裂涌水，哮哭惊声日夜不绝”，平阳城内城廓房舍存无二三，居民死伤十有七八，阖门尽毙不留一人者，不在少数。震后十年，平阳府依然是“疮痍未起”，知府刘棨整肃吏治抚恤贫寒，也仅止于让老百姓不挨饿而已。

东塘到平阳之后住在知府衙门，知府刘棨使出浑身解数，每日里端上餐桌的菜肴，不过是白菜豆腐，棒子面或高粱面混合少量白面蒸成的二面馍，硬邦邦的，吃下去剌喉咙。饶是平阳人百吃不厌的“豆腐菜”，也不过是用大刀把硬豆腐切成半指厚、方寸大的块子，配上筷子粗的红薯粉条，白水里煮过，撒一把生葱花，浇一勺辣椒油，吃到嘴里满口辛辣，哪里比得上香浓柔韧、劲道好吃的山东曲阜熏豆腐！自小生活在东方圣城曲阜，吃惯了皮薄馅多香酥可口的大煎饼、汤白味美的粥泡羊肉的东塘先生，他可吃得惯？

何人与他立黄昏？何人问他粥可温？

还得是知府刘棨。

“……节当媵腊雉兔稀，包鳖脍鲤何由致。一介使丛密州来，倾筐海错佃鱼馈。叮咛夜半戒冰厨，净涤细割加盐豉。文火武火候停匀，釜鬲忽吐龙涎气。云片卷舒白间黄，脆软甘香盈美器。主人持盏先啜羹，故乡滋味浑不异……左箸右匕食指忙，谁能咀嚼辩精腻。今夕得领海味真，纸裹之物堪委弃。食罢还索肤壳观，满蛤濡沫留生意……”

这首题为《腊月客平阳刘青岑太守设鲜鳆鱼享客诗以志异》的七律，详细地记录了在腊八宴上吃到来自家乡的新鲜鲍鱼时惊喜到手忙脚乱的情景。那可是曾深受天子宠，见识过京都盛筵、六朝繁华的孔东塘啊，钟鼓馔玉不足贵，受宠若惊的，是一日三餐早韭晚菘，清苦度日的知府刘棨千里求鱼、精心烹制的贴心关怀！

十几日之后的雪夜赠袍，再次把孔东塘感动到几欲泪下。

那一晚的平阳城乌云弥布，朔风劲吼，纷纷扬扬的大雪铺天盖地。炉火渐熄，屋内寒气逼人，端坐案前的孔东塘把冻僵的手凑到唇边哈几口气，用力搓几下，拈起竹管继续奋笔疾书。正写得入神，青岑先生披一身雪花进来，打开手中拎的蓝花布包裹，取出一件崭新的锦衣棉袍要给东塘披上。东塘坚辞不受，青岑先生有些急了：“东塘如此见外，想必是不把青岑当朋友？”

想那孔东塘少有才名，得乡邻青睐；初萌圣眷，官拜国子监，门庭若市；《桃花扇》名动京师，多少人昼夜守候于门庭，但求一唔，及至罢官削职，离京返乡，又有多少人对面相逢而不识。锦上添花者，多如过江之鲫；雪中送炭者，惟刘棨刘青岑大人也！

挑灯，提笔，饱蘸浓墨，一首《平阳郡署主人赠袍》落在梅花笺上：吟诗瘦尽沈腰存，一袭霞袍竟体温。家去何愁羞季子，春游直可傲王孙。摊书倦后妨灯灺，顾曲欢时怕酒痕。少在身边多在箧，信陵席上不言恩。

 青岑先生素有仁德，不下信陵君。他赠送霞袍，在东塘心中，便是如苏秦早年般穷困不得志，也没有什么可羞惭的了，唯一需要担心的是，深夜读书烛火烧毁霞袍，酒兴浓重污了锦裳。

何以报恩？唯有修志。朝着青岑先生远去的背影深施一礼，他小心地把锦袍收藏起来，俯身伏案，直到东方既白。

五

翻阅《平阳府志》，我发现，孔东塘编纂的康熙版，与之前的明四十三年刻本、清顺治二年修补本相比，记事更加详实、体例更加谨严，还增加了兵防类兵氛志，将从先秦到明末发生在平阳地区的大小战事一一收录。这在地方志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孔东塘为什么要首开“兵氛志”？

几番求索，答案渐渐浮出水面：平阳府地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襟山带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至今，百姓深受战乱之苦，增加“兵氛志”，不仅能帮助后世研究者了解各个时期的政治环境和军事策略，还能突出平阳府独特的地域文化，这就使得《平阳府志》不仅是一部地理和行政记录，更是一部能反映地方特色的综合性文献。此外，作为深谙儒道的圣人后裔和著名的文学家，孔尚任深知方志存在的意义绝不止于记录，还是服务于社会管理和教化世人的重要工具，新增“兵氛志”，可以通过战争史警示后人，实现“资治、教化、存史”的终极目标。

阅读“兵氛志”，我很快发现，书中对李自成的称谓，出现了两种情况：其一是跟前两个版本相同的“闯贼”“闯匪”等，其二则是直呼其名“自成”或“李自成”。

历史上，李自成曾经两次进驻平阳，一次是崇祯十七年正月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之后，率军过黄河，在平阳城建立地方政权，任命张胤昌为平阳府尹，之后挥师北上；另外一次是在清军和吴三桂围剿下被迫出京，南撤到平阳，驻扎在今天临汾城东的挂甲庄。这些史实，“兵氛志”不能不记，但如何表述，东塘先生提出了他的主张：既然是府志，就应该客观记录史实而不作评说。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称谓上剔除主观色彩，不加任何褒贬。

我完全能想象他这番话在彼时掀起了何等波澜。要知道，《平阳府志》编纂班子成员，除担任纂修和分纂的平阳知府刘棨、孔东塘两个山东人外，还有身为进士的浙江人高孝本、翰林院孔目徽州人吴启元、候选知县桐城人刘允升，以及参与校正、参订、采辑、抄录的进士、举人、解元、贡士，各州县的知州、知县，共计九十四人，哪个不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要想说服大家，得经过多少轮唇枪舌剑？

脑海里浮现出《桃花扇》结尾的句子：“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孔东塘是冷峻而清醒的，他的锐利目光早已穿越了百年千年。他想赓续中国优秀史传谱牒文化，并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

关键时刻，知府刘棨一锤定音：明亡之前依旧例，本朝以来直呼其名。如此，既表现了对前明政权的尊重，又摆脱了成规窠臼的囹圄，一举双得。

玄德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东塘得遇青岑，岂非若是？

 六

从大年初一到正月二十，平阳古城简直是歌舞的海洋。

简陋的书斋锁不住雀跃的心，忙完公务，孔东塘走出府衙，加入到欢乐的人流里。“千里来寻晋地春”，他得去走一走，看一看。

你看那须发灰白的小老头儿，再不是平时儒雅的旧模样，紧跟着迎春的队伍，手舞之，足蹈之，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一声画鼓一声雷，响到朱门报锁开。不解东皇何处住，远劳红粉送春来。       

女子抬阁队过来了。一城人围着看，人挤人，挤成疙瘩绣成团，好多人把鞋都踩掉了，还是跟着队伍跑。据说这抬阁经常进宫表演给皇上看呢，可不能耽误了。东塘老儿挤在人堆里，仰着脖子边看边忍不住赞叹：暖阁前头十二钗，看春踏脱几人鞋。平阳不是平常郡，歌舞从来上帝阶。           

回头一看，身边熙熙攘攘的都是年轻人，自己这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甩着胳膊跟着人群跑，实在是好笑。哈哈，不管他了，谁爱笑谁笑去，反正老夫是饱了眼福了。东塘虽已老迈，一双眼睛还好使得很啊：新添雪鬓不须惊，士女丛中掉臂行。那壁春多那壁少，老夫眼底尚分明。              

这三首，与最初的“一声画鼓一声雷，响到朱门报锁开。不解东皇何处住，远劳红粉送春来”，合为“演春词”，是那孔东塘献给平阳府的一份厚礼。

接下去，陆续又有了迎春词十二首、试灯词四首、踏灯词十二首、舞肩词五首、蹋歌词五首、西昆词二首、女优词二首、乱弹词二首、平话词二首，合计十组五十首，后收入《长留集》七绝卷里。这些竹枝词，连同后来写的柳枝词，详尽地介绍了平阳地区的风俗文化，是后来者研究晋南地域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我打小就跟着姥姥看戏，耳朵里灌满了“宁看存才《挂画》，不坐民国天下”“宁误吃肉喝酒，不误存才的《杀狗》”之类的说辞。康熙时期名角葵娃的《挂画》，跟民国时期蒲剧名家王存才相比毫不逊色。他男扮女装饰演女主角含嫣，脚上绑着木制的小尖鞋，好似妇人的三寸金莲。裙摆晃动莲步轻移，身子水一般飘到放在台口的长凳上，金鸡独立、盘腿接画，试探着挪到凳子一边的悬空处，别腿曲体作挂画状，再于空中来个鹞子翻身，身子稳稳落到桌子后边的椅子上。这一串动作行云流水，连孔东塘这样的戏剧大家都给迷住了，不信你看他写的乱弹词：乱弹曾博翠华看，不到歌筵信亦难。最爱葵娃行小步， 戳觎一片是邯郸。

康熙四十二年冬十月，东塘到平阳前五年，康熙西巡到西安一住八天，公务之余常去看乱弹。这说法无凭无据，东塘不敢相信，可看了葵娃的《挂画》，他信了。“乱弹曾博翠华看”（“翠华”是皇帝仪仗中一种用翠鸟羽作装饰的旗子，用作皇帝的代称），一代戏曲大家为乱弹的精彩表演所征服，认为它完全达到了可以向皇帝献演的水准；“最爱葵娃行小步”，是说乱弹艺人葵娃的“小步”代表着康熙时代乱弹花旦步法的最高水平，深受世人的喜爱。这么说不过瘾，他又用了“邯郸学步”的典故——“概解一片是邯郸”，说葵娃这种步法，已是天下花旦争相效仿的对象。

 “秦声秦态最迷离， 屈九风骚供奉知。莫惜春灯连夜照，相逢怕到落花时”，这一首说的是一个叫屈九的艺人，他主攻小生，翎子功堪称一绝，人称“活吕布”。

在《吕布戏貂蝉》这出戏里，屈九首先表演的是摆翎。他坐马式正面站定，头部靠脖子的劲儿左右摆动，翎子一前一后呈大花飞旋，形如金蛇舞动，状似飘带临风。接着是甩翎。他站丁字步，双手背抄，牙根紧咬，脖劲放松，头部由慢到快甩动，两根翎子在头顶甩成麻花，把吕布见到貂禅后欢喜至极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随着剧情的发展，屈九又开始表演旋翎。他收颌含胸，双翎前垂，头猛地由左到右转一圈，翎子大旋一圈横扫貂婵面额。这一招“扫脸翎子”，把吕布戏弄貂婵的轻佻浮浪劲儿拿捏得特别到位。想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将被董卓霸占，他又用竖翎表现自己的愤怒无奈，弯垂的翎子在头的点动中，一忽儿左边的翎子单竖起，一忽儿右边的翎子单竖起，一忽儿又双翎并立，反反复复，引得台下掌声不绝。

蒲剧与秦腔同属“乱弹”，都是梆子戏。晋剧表演艺术家高文翰（艺名“说书红”）先生说，以前的山西名演员，都应该是山西人唱念陕西字，因此上“剧名秦腔，人兼山陕”，东塘先生称其“秦声秦韵”，无可厚非。只可惜，让人如此迷醉的表演终有结束的时候，想让他唱一个晚上都不能够，而自己即将返回故乡，再想看到，怕是要像杜甫再见李龟年一样，要到落花时节了。

明清文人谈戏，崇尚南北曲，多认为花部（即乱弹）鄙俚不足道，士大夫阶层中的“圣裔”孔尚任能站出来为乱弹戏喝彩叫好，足见他在艺术上的远见卓识。而他留下的西昆词、女优词、乱弹词等，也是平阳地区戏剧文化长盛不衰的明证。

倘无孔东塘的诗文记录之功，历史上平阳艺人栩栩如生的才艺展现则如“雨珠落大海”，渺无踪迹矣。每念及此，总会心头一热。

 七

《平阳府志》中，收录有东塘先生的散文《清音亭记》：既拜龙子祠，又憩于祠前之清音亭。亭宽而槛敞，凡所谓分涧列壑者，皆在襟带间。其左右多废址，意昔者必有水轩，花榭，藏丝竹，贮壶樽以为宴游偃息所，今则独存兹亭。予无守土责，而又不能卜居。其田之肥腴，民之饶益，悉所不问。独是情与景会，不能不重感于兹亭。观古之贤达，守一郡，宰一邑，政有余暇，必选胜于山水之间，与二三宾客，饮奕畅叙;或著为文章诗词，以播于四方，以垂于后世，迹其为政，乃无不载于史册，表表可观也。而今人不然，谓此事有妨于政也，相戒不敢稍有所举，即古人已举者，亦听其湮没消歇而弗惜。迹其为政，则又不及古人之百一焉。兹亭创于何年，举于何守，何令，俱莫可考，而能选胜于山水之间，则其人必非无政可观者。惜哉不著为文章诗词，以播于四方，垂于后世。而所与饮奕畅叙之客，又皆泯然无闻者。遂令兹亭沦弃于空山流水，殆不知几岁月。虽有父老饭馌坐卧于中，问及作亭之姓名，皆已不复记忆。

那一刻，孔东塘可是想起了家乡的石门山？山东新城（今桓台）的王渔洋曾在其《居易录》卷二十七，记录了国子监博士孔尚任向他力荐石门的事儿：“曲阜县东北有石门,即杜子美《题张氏隐居》所谓‘春山无伴独相求’,《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所谓‘秋水清无底’者是也。李太白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何时石门路,复有金樽开’,亦其地。山麓今尚有张氏庄,相传为唐隐士张叔明旧居……山不甚高大,石峡对峙如门,故名。中有石门寺,寺后曰涵峰。峰顶有泉,流入溪涧,往往成瀑布。”东塘本人数度隐居石门山，前后长达30年,并在此完成了传世名剧《桃花扇》初稿。为了修建“秋水清无底,泓下亦龙吟”的秋水亭，他花费了多少心思，可惜到来平阳府时都未能如愿。而今眼前赫然有“亭在林泉最胜间”，惜乎“其左右多废址”，怎能不担心“后之游人，且不知有亭”？

临汾城内居住三十余年，我当然知道平水即龙子泉水，平阳城得名，就因为其地处平水之阳。龙子泉是临汾人的饮用水源，群泉争涌如蜂房蚁穴，四周渠道纵横密如蛛网，灌溉襄陵、临汾两地十万亩良田。泉水泽润万民，池侧有祠，名曰康泽王庙，本地人称“龙子祠”。

驾车一路向西，先到龙祠村，再到龙子祠，然后是山下的天龙寺、山上的龙山寺，遍寻不见清音寺。

据史书记载，清音亭始建于金大定年间，因溪水入祠过亭时声如乐章而得名，原址在在龙子祠大门西侧。一汪溪水桥下流，潺潺水声怡人心，明朝诗人张昌盛赞曰“清音亭上春无际，且放沧浪入管弦”。在写《清音亭记》之前，东塘先生有《游清音亭》一诗，其中“回栏绕砌响潺潺，亭在林泉最胜间。喜送村醪来父老，怕看水碓转机关”几句，既写出了清音亭曲水流觞、林泉秀美的特点，还写了携友人喝当地人送来的村酿、观看水磨碾米的情形，满满的生活气息。短短三百余年，怎么就踪迹全无？

我辗转找到一张拍摄于1939年的老照片。照片上，龙子祠高大的主殿在岁月的侵蚀下破败不堪，屋顶椽檩断裂，仿佛随时都会坍塌，但位于山门西侧、主殿之前一座亭子上，镌有“清音亭”三字的匾额尚清晰可见。

照片是当时在“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任职的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水野清一拍摄的。2019年，日本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举办了一次特别展览，公开展出约3.5万张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老照片，这张照片就在其中。1942年，龙子祠在一次反扫荡战役中被焚毁，清音亭应该就是在那场战火中消失在世人眼中的。一同消失的，还有东塘先生同期为之作记的山依亭。

2016年，龙子祠在临汾人热切的期盼中得以重建，不知何故，新修的龙子祠里没有清音亭。至于山依亭，连当初所在的具体位置都不可知了。

伫立龙子泉畔，看流水汤汤，不觉感慨：此地既得山水之盛，又有东塘先生诗文播于四方，垂于后世，奈何在文旅兴盛的今天，还不能恢复旧日“回栏绕砌响潺潺”的旧貌，让后来者坐亭上赏春光无限？只怕是后人“谓此事有妨于政也，相戒不敢稍有所举，即古人已举者，亦听其湮没消歇而弗惜。迹其为政，则又不及古人之百一焉”。东塘先生泉下有知，怕也只能苦笑几声，骂自己不自量力了。

 八

康熙四十七（1708）年四月初，《平阳府志》编修完毕。

“轻违母膝逾千里，小别山堂已半年。枕上还乡仍快聚，纷纷春梦不须圆。”思母心切的孔东塘辞别知府刘棨，准备启程返乡。

不想惊扰大家，他携胞弟佃野在稀薄的晨曦中从侧门出府衙，混迹在引车卖浆的人流中悄悄出城，不想青岑先生携平阳诸友早已等候在城门外官道边为他饯行。

人群中，一个身着锦袍器宇轩昂的年轻人格外引人瞩目，东塘不觉多看了几眼。青岑先生一把拉过来，介绍道：“这位是平阳亢家的少公子。亢家的生意遍及全国，在山东各地都有分号，车马往来极为频繁，先生的行程，就交给亢家安排吧。”

婉言谢绝青岑先生的美意，兄弟二人登上马车渐行渐远。

辚辚的车轮声中，孔东塘想起早在奉命治河期间，他就听说过两淮盐商中有“南安北亢”之说。南安为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山西平阳亢氏能与安氏相提并论，其实力自是不可小觑。到了平阳他才知道亢家还是大粮商，民间俗称“亢百万”，本地有民谣“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足见其家大业大，富可敌国。

由平阳亢家，到灵石王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等，山西地面的富商巨贾灿若星辰。晋人经商久矣，早在上古时期，《易经·系辞下》中就有晋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的记载，《国语·晋语》也有“夫晋之富商……金玉其车，文错其服”的说法。一介鲁生猗顿，年轻时在鲁国过着“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的日子，移居山西十年，其家产“西抵桑泉，东跨盐池，南条北嵋，皆其所有”，除了河东“盐铁之饶”，所赖者何？

晋商早期代表人物王现的墓志铭里有这么一段话：“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在王现看来，只要恪守这一法则，无论是入仕还是经商，都会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王现没有恪守“学而优则仕”的父训，弃士而就商，“乃大室庐，备宾祭，毕婚嫁，四弟各成立，王氏固奕奕彰矣”。山东既有地利之便，物产之丰饶亦不弱于晋，鲁商商帮的生成却要晚得多，究其原因，恐怕跟“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重义轻利思想不无关系吧？而被先圣孔子批评“不受教而货殖”的子贡，却能“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最终“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可见，儒与商本身并不矛盾，万不可拘泥于周孔遗风，过分注重礼乐了……

东塘西行，是不是也对传统的“义利观”有过反思呢？我想聪慧的东塘先生会的。他当然知道祖宗有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赓续“舍生取义”理念，强调道德价值（义）高于物质利益（利），追求个人私利需符合“义”的规范，但也有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亦有先人试图调和，认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我们追求“利”最终是为了什么？什么样的“利”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和社会的长久繁荣？答案必然指向那些超越纯粹物质利益、关乎人的尊严、社会公正和可持续未来的价值——这正是“义”的核心内涵。我替孔东塘想远了，但也许他想的更多，无穷妙论，就藏在《平阳府志》的字里行间。可惜，我的功力达不到，暂时还无法破译。

马蹄嘚嘚，载着思绪飞扬的孔东塘一路向东。他随身携带的行囊里，只有两套《平阳府志》，还有对平阳的满满牵挂。心血所凝的痕迹如下：府志长达13册，36卷，156万字，竹枝词50首，柳枝词10首，其他记事咏物诗30余首，散文2篇。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短短五个月，孔东塘把他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了平阳城的史册上，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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