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未了丨老商埠

老商埠

文 / 施永庆

 

一

 

当采风团走入位于槐荫区经四路的济南商埠文化博物馆时，正是一城新绿，满城风华。

作为探寻泉城百年风云的最佳窗口，这座德式别墅建筑静静矗立在槐荫区经四路，以其独特的蘑菇石立柱造型，在岁月流转中始终保持着庄重的历史韵味。我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静听她娓娓道来，仿佛穿越时空隧道，触摸到晚清至民国时期济南城蜕变的脉搏。

展柜中，一份泛黄的奏折文书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1904年德国胶济铁路即将通车之际，时任山东巡抚周馥与北洋大臣袁世凯联名呈递的《自开商埠折》。

周馥是清末洋务派重臣。甲午战争给了洋务派一记重击，周馥写下《感愤诗》五首，其中有“岂真气数力难为？可叹人谋著著迟。自古师和方克敌，何堪病急始求医!”抒发对洋务派自强运动未能实现预期的悲愤，表达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反思。

1899年周馥任山东巡抚，推行新政。1902年主动访问青岛德国总督特鲁泊，开启中德地方互动先例，成为首位访问德国租借地的山东巡抚。此前历任巡抚，包括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等，均未踏足青岛。会晤期间，周馥明确表示“即使青岛已被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并强调中国希望收回权利，结束殖民统治。

返回济南后，周馥与北洋大臣袁世凯联名上奏，指出“济南地处黄河与小清河交汇要冲，又为胶济、津浦两大铁路干线枢纽，水陆交通便利”，请求在济南城外自开通商口岸，“以期中外咸受利益”，同时，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以对抗德国经济渗透，削弱其在山东的特权。

这份奏请突破了传统通商口岸的开设模式——在列强武力逼迫下“约开商埠”之外，清廷首次主动开辟“自开商埠”。在此之前，光绪皇帝曾发布上谕说： “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一法……”“自开商埠”把主权握在手中，成为应对列强逼迫“约开商埠”的有力武器。从自开商埠后，晚清政府达到了“隐杜觊觎”的目的，再也没有设立“国中之国”的“租界”，保证了国家主权没有进一步丧失。

奏折上报后，仅两周时间，外务部上折具奏，清廷批准济南等三地开埠。运作之迅速，让当时一心想扩张在山东势力范围的德国在抗议后却也无可奈何。

济南成为第一个中国近代史上主动自开商埠的内陆大城市，拉开了现代文明的序幕。在时代的浪潮狂飙中，济南迎头赶上，这个气质禀赋趋向中庸的城市，当了一次先行者，率先站在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门槛上，无形中成为旧中国改革的试验田。

周馥和袁世凯的联盟奏折中有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济南自开商埠，主动开放搞活；二是借助科技力量，跨入蒸汽时代（胶济铁路在济南开埠一个月后开通）。正是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商埠区迅速聚集起中外商号，近代工业开始萌芽，铁路运输带动了区域经济联动，为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展厅内陈列的两幅老地图尤为引人注目。1902年《省城街巷全图》清晰勾勒出老城轮廓：内外两道城墙围合的2.5平方公里区域内，五万居民沿东关、南关聚集，商业形态停留在传统手工作坊与绸缎庄、茶行等初级业态。而1928年的《济南市街道图》则展现出惊人蜕变：在老城西门外，以十王殿为东界，北大槐树为西限，胶济铁路为北界，长清大道为南缘，一片面积达4000余亩的商埠新区拔地而起。

仅十余年，济南老商埠就呈现欣欣向荣，繁华初显的气象。老城在商埠区的带领下也再度焕发了生机，整个济南开启了由传统城市转变为近现代城市的进程。《济南指南》描绘当时场景说：“津浦、胶济铁路参错，汽动鸣雷，挥汗成雨，灯辉不夜，道洒无尘，是以五方杂处，万货云集。经营伊始，发达如此，将来状况，其恢廓更当何如耶！”文中所述“汽动鸣雷”“灯辉不夜”“五方杂处，万货云集”已经是一个繁华都市的景象了。

现在，济南的建成区面积已扩展至老城区的十倍有余，主要城区分布于胶济、京沪铁路以南及京沪铁路东西两侧，形成依铁路延伸的不规则形态。这种空间格局延续历史脉络，从中可见百年前铁路交通对现代城市发展影响的时代特征。

 

二

 

火车来，商埠开。济南蒸汽时代的开启，带来了大量中转货物流量，首先催生了人员密集的脚夫行业，对城市周边单纯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改变了众多小人物的命运。王协三就是时代浪潮中的一个典型。

陪同前来的小范带我们来到经二路363号，这是在众多西洋建筑中风格极为独特的一座。小楼青砖打底为柱，五开间的玻璃墙铺面，二楼拱形高窗，不规则青石砌墙，红瓦人字坡屋顶上，一排老虎窗使整个小楼显得格外雅致。门头上“阜成信东记”五个斑驳大字，尽显历经风雨后的淡然。

穿过大厅，来到院内。这是一座二层楼式四合院，院内青砖铺地，房顶红瓦起脊，二楼绿色门窗，回廊旋转一周，檐下红黄相间的灯笼使得整个小院古香古色、雅致精巧。他告诉我，这座小楼是聊城东昌府堂邑县棉花商贩王协三于1909年开设。规模宏大，有“东记”和“西记”，在纬七路到纬八路之间的街区几乎全是阜成信的棉花库房，每年占到了全省输出量的四分之一，生意遍及全国。为了方便运送棉花，胶济铁路还专门建设了一条到阜成信北轧坊的路线，其规模可见一斑。

王协三是一个普通农民，在堂邑和中大槐树之间贩送棉花。小范告诉我，王协三个性极为坚韧，推着枣木制作的小独轮车，别人爬不了的上坡和土路，他能坚持走下来，推车200里路运至济南获取高额利润。两年后，王协三就在经二纬八路拥有了四合院的宅子，以及贩运棉花的马车和车队。与众多乍富的进城农民不同，他非常重视提升自我。当别人揣着银元闲逛或花天酒地时，他却在晚上跟着马车店的账房先生学习认字、读报及算账。

他还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文化。“阜成信”意思是说，家业兴旺成于诚信。如今，旧址门楣两旁还保留着十块匾额，上书“无欺”“求富”“为善”“勤俭”“忠厚”“兴旺”“惠工”“广进”“通商”“诚信”等二十个大字。细品之，这些词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增加了更多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涵扩了市场思维、经营理念、管理措施等诸多方面，至今仍可借鉴。

一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的小楼，挂上了“明元堂”茶舍标志，门前红色大鼓上的“茶水”二字，颇有意境。在竹椅上坐下，自斟自饮三杯绿茶，看着玻璃墙外行人走过，心情莫名就安静下来。这座小楼，目睹了王协三在那个改革时代风口下锐意进取、发家致富的过程，也拥有着日军强占阜成信等诸多商号财富，导致济南民族工商业轰然败落的记忆。这又是一个人与时争、但求无愧的悲壮故事吧！

不仅仅是阜成信的传奇崛起，老商埠内诸多老字号各有风景：瑞蚨祥、大观园、亨得利、千芝堂、泉祥茶庄……这个名单可以持续开列下去。比起毫无背景的王协三，他们有着更多必须崛起的理由。

好时代能够给一个毫无背景的小人物发家致富，走到前台搅动经济风云的机会。而这些小人物，在时代、环境、际遇的交相冲击里，总会留下一些印记。某种意义上，它会沉淀为一种内在的力量，由此生发勃勃生机。

 

三

 

蒸汽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节奏，也让现代思想变革成为济南开埠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开埠以来，刘恩柱创办济南近代史上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济南电灯公司，英国传教士怀恩光创建的济南第一家自然博物馆广智院，商埠区第一家戏院兴华茶园（后为“北洋大戏院”）建成，德国人创建第一家电影院小广寒，济南第一处商埠公园(后改称“中山公园”)在经三纬五路开始建设，军阀张怀芝在西关外创办济南第一家商场式市场新市场，第一家外国银行德华银行于经二纬二路开设……

民国时期的商埠区堪称“繁华”。中外客商云集济南，洋行错落，商号林立，长袍马褂的中国人和西装革服的外国人共事。夜幕垂落时，戏院茶楼灯火如昼，异域风情的酒肆茶楼人来人往，成为一座实实在在的不夜城。济南既像一架被重新校准的古琴，在时代浪潮中奏出新的弦音，又如一泓活水，正将千年泉脉注入世界的江河。

此时的老商埠进入了“产业--人才--发展”的良性循环时期，实业报国成为人们共识。许多青年才俊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纷纷前往西方留学“取经”，学成后回归报效祖国。苗海南、宋棐卿、崔士杰、马伯声、卢统之等人怀着实业救国的梦想，掀起了一场纺织工业的革命。

在他们中间，最为出色的是山东桓台索镇人苗海南。他早年求学于济南、南通、英国曼彻斯特等地，系统学习西方纺织技术，回国后亲自设计细纱机，主持建厂，将先进技术引入生产，奠定产品竞争力基础。1932年回国后，与族兄苗杏村、胞兄苗星垣在济南创办成通纱厂，任经理兼总工程师，亲自设计细纱机并主持建厂，1933年投产，拥有纱锭1.5万枚。

苗海南有着杰出的经营管理才能、战略眼光和开拓精神。作为经理兼总工程师，他既懂技术又擅管理，能统筹生产全流程；同时注重员工福利，办职工食堂、澡堂、子弟小学，增强企业凝聚力。在全面考察后，他提出“大西北计划”，拟在西安至兰州沿线设厂，1935年于西安建成面粉分厂，8个月投产，创行业速度之最，展现其布局全国市场的雄心与才能，为业界所重。

解放后，他响应号召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1949年认购“胜利折实公债”15万份，1951年捐款15亿元（旧币）购买2架战斗机支援抗美援朝。后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赴过毛主席的寿宴，被毛主席誉为“有用之人”。

再看看这些海归精英的归宿吧！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崔士杰创办仁丰纱厂，后为著名的济南国棉三厂；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纺织系的卢统之，在解放后任纺织工业部纺织科学研究院物理性能试验研究室主任，解决诸多学术上课题；家境贫寒的马伯声传奇般地成为英国华工翻译，游历过加拿大、英国、法国，创办面粉厂、工商学校、电灯厂,热心教育事业,他的“纺织工业技术训练班”的学生，后成为解放后纺织工业的众多技术种子和骨干人才。

这些济南海归的西方教育背景与国际游历经历，使之意识到中国落后的原因,立下“实业救国”的宏大志愿。他们受西方学术影响极深，在济南纺织工业界，以“西方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承担起奠基与开拓的使命，开创了济南纺织工业的一代传奇。解放后，鲁丰纱厂被改为济南国棉一厂，仁丰纱厂为国棉三厂，成通纱厂为国棉四厂。至上世纪80年代，济南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基地之一，整个纺织行业产值利税占济南市的四分之一，纺织行业从业人员达到10万人以上。

 

四

 

济南自开商埠后的良好发展形势，引起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觊觎。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于5月1日克复济南。此时，日本政府不顾国际舆论谴责，悍然出兵山东，发动了“五三”惨案，打断了济南的工业化进程。

济南商埠文化博物馆的二楼，是蔡公时纪念馆。登上咯吱作响的木楼梯，蔡公时先生半身胸像挺立在汉白玉基座上，一身戎装，面容坚毅。身后“外交史上第一人”的行书刚劲有力，带我回到那个血腥的夜晚。

1928年5月3日晚11时，临危受命改任山东特派交涉员的蔡公时刚入驻山东交涉公署14个小时，日军即闯入这座小楼，以检查是否携带枪弹为由，剪断电灯电话，全署黑暗，唯有日兵手电灯乱照。他们撕掉孙中山画像，销毁国民政府旗帜，砸毁交署所有物品。此时的蔡公时，以日语怒斥日军。日军恼羞成怒之下，下达了枪杀的命令，小楼陷入恐怖的黑暗中。

在死里逃生的蔡公时勤务兵张汉孺回忆录里，值得注意的有两个细节。其一是，蔡公时经过交涉，勉强同意除他之外，公署所有人员被日军捆缚检查，“旋郑重声明，搜寻不着即速松放，日兵乃许可”。此时的蔡公时，对日军仍然抱有幻想。但日军搜寻不着后，背弃诺言，被蔡公时熟练的日语怒斥之下，恼羞成怒，下达了屠杀令。

其二是，日本兵割掉了蔡公时的耳朵和鼻子，蔡公时依然大声地斥责日军的暴行：“日军决意杀害我们，惟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于是，日军将刺刀伸向了他的嘴里，不断旋转，剜掉了舌头，残忍折磨后予以枪杀。张汉孺回忆说，在日兵的手电筒照射下，看到交署人员被剥去衣服，“蔡主任左足上尚留一袜”。

自古以来弱国无外交。蔡公时以耳鼻生命为祭，面对豺狼虎豹，为了捍卫民族气节和尊严，痛斥敌酋，宁死不屈，把一腔热血浸染的“忠诚”写在济南，成为民国以来抗日烈士第一人。

唯此国耻，何时可雪！蒋介石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

日寇对待中国外交官的酷烈手段，暴露了这个野蛮民族全面吞并中国的野心。从济南“五三”惨案开始，“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一步一步实施他们分割满蒙、灭亡中国、兼并亚洲、称霸世界的“痴心妄想”的侵略历程。

如今，每年的5月3日10时，济南全城都会响起凄厉的防空警报声，是对蔡公时先生及在劫难中丧生同胞的怀念，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场浩劫，不要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

展馆里，在蔡公时生平和惨案情况介绍之后，有诸多后人缅怀悼念之词。李宗仁曰：“民族精神，千古卓绝”。冯玉祥曰：“誓雪国耻”。而于右任的诗让我格外震撼：“此鼻此耳，此仇此耻！呜呼！泰山之下血未止！”

呜呼！泰山之下血未止啊！想一想日本的“靖国神社”，想一想日本官方修改历史教科书，想一想日本至今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到今天，这句话依旧振聋发聩。

论及抗日战争，史家多以“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为开端。但是，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以如此惨烈手段施加于代表另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公然践踏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难道不是对这个国家的事实宣战吗？

自1927年5月28日至1928年5月8日，日本田中内阁先后三次派兵和增兵山东，这是日本军部蓄谋已久的行动。其发起“济南惨案”的理由是在山东交涉公署门口发现日军尸体，这与“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以南满铁路被炸毁为由发起对沈阳北大营的进攻，路数和手法何其相似！从“五三惨案”开始，日军就已经做好了与中国军队全面开战的准备，只不过国民党政府的一再退让延缓了战争的全面爆发。

可以说，“五三惨案”正式开启了日军实施侵华的时代。所以，请每一个中国人记住，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下了不解之仇，从济南始，从济南市槐荫区的这座小楼始。

 

五

 

“西邻漫恃和戎策，东海宁逢洗辱时。蠢尔岛夷何负汝？茫茫天道意难知。”这是周馥《感愤诗》中的另一首。面对日寇之强势，何时能够洗净东海的耻辱？他只能发出激愤和无奈的感叹。那时，不知他是否能够预料到，日寇再一次入侵中国，亡我中华的的图谋？

据调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济南有现代工业172家，涵盖25个行业，仅以机器为动力的产业工人就达1.5万人。新式工业资本居全国城市第8位，商办工业资本居第7位。济南不仅是山东工商业物资集散中心，还是华北乃至全国的工商业重镇。

日军侵华期间，济南工商业现代化进程被拦腰斩断，原本兴旺发达的工商百业萧条至极。日军采用各种花样进行掠夺，除假借“军管”“让渡”“合作”对大型工厂企业进行掠夺外，还以抓“暴利”、查“囤积”为名大抓所谓“经济犯”，来搜刮资财以作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和“以战养战”的战费。王协三的阜成信所经营棉花被视为军需物资，是日军强占的首要目标，此后阜成信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1942年，日寇实行经济统制，凡不是与日寇合作的工厂，都被列入批发商一类，不当作生产单位，只能作批发出售，不能购原料进行生产。著名的东元盛染厂因坚持不与日寇合作，为避免“惜售”之罪，将忍痛将所存棉布棉纱按日寇官价出售，损失了数十万元。即便如此，经理蔡润卿依旧被拘留十多天，罚款一万元才被保释。

1943年，日军以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之名抓“暴利”、查“囤积”，将许多企业负责人以“经济犯”名义抓捕。著名的泰康食物公司经理孙信人曾三次被日本特务机关“泺源公馆”传讯扣押，除对该公司罚“暴利”8000元外，又将该公司的所谓“囤积”的货物全部没收，致使泰康元气大伤。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家不得不逃出济南，异地发展。宋棐卿是益都县(今青州市)宋王庄人，先后在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求学，随父宋传典创办德昌洋行，萌生实业报国之念。确定将毛纺业作为主要方向，决定创办民族品牌和建立商业分销渠道，并去欧洲考察各国毛纺厂，准备大干一场。适逢“五三惨案”，德昌洋行被盯上，宋棐卿不得不举家逃至天津。1932年春，创建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从美国进口全套设备，生产“抵羊”牌毛线。抵羊者，意为抵制洋货，振兴国货，在短短三年内击败了日本“麻雀”牌与英国“蜜蜂”牌毛线，成功占领了全国87%的毛线市场。

目睹山河破碎和自己“实业救国”的梦想，宋棐卿感慨地说：“国家富则国人富，国富民强才有力量养军固防。若不兴办实业，国无税收，民无余钱，拿什么养军队，建国防？又谈何强国救国？”

世纪的门槛上，济南选择“自开商埠”，开放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但老商埠的发展也证明，民族独立是真正实现现代化变革的首要前提。外国资本的进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激起了社会物质和思想意识的发展，但他们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掠夺。回望老商埠数十年的发展，其成是因为主权在我，其败是因为国家沦丧。其间，王协三、宋棐卿、苗海南等人便被命运无情的裹挟着，上演了一出出令人感叹的悲喜剧。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已是百余年。老商埠已经成为一个活着的城市发展的标本，与济南明府城成为时光坐标上的两极。走在经纬路之间，仍可感受当年的繁华。德华银行、交通银行、丰大银行，这些著名的银行风采依旧如故，小广寒电影院、宏济堂西号、英美烟草公司、济南胶济铁路遗址，老建筑历经风雨容颜不改；机车大厂和山东省第一个共产党企业党支部，可以感受红色历史的初心和使命；树德里、福东里、仁美里，那些有着沧桑气息的“里”，依然能勾勒出当年生活场景；孟洛川、乐镜宁、张东木，他们的商战故事渗透着传统智慧与现代商业的精髓，依旧令人沉思。

看，历经百年风雨，这座被槐树浓密绿色包围和荫蔽着的老商埠，依旧拥有着的财富与智慧、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创新，让人们情不自禁的留下了众多惊讶和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