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天命”||戴发利

王朝的“天命”

戴发利

古代王朝始终走不出治乱循环、新旧更替的历史周期律。

旧朝那个亡国之君往往被后人千夫所指，冠以耻辱之名，但王朝的大厦不会毫无征兆地顷刻倒塌，朝代的气数渐尽或许是从前几任就开始了，梁柱先腐而后虫生，最终被一根稻草压垮。

就像关于夏朝的衰败，《国语》记载是从第十四任君主孔甲时期开始，历四世而亡——“孔甲乱夏，四世而陨。”

盛极一时的唐朝，历经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便处处透露着江河日下的悲凉，灭亡似乎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了。

清人所修《明史》认为，明朝的灭亡是从第十三位皇帝万历开始的，到了亡国之君崇祯已是第十六位皇帝----“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这些亡国之君、末世皇帝或许会追忆开国先祖那些丰功伟业，追忆起王朝中期那些中兴盛世，恨自己生不逢时、无力回天、基业葬送。

而推翻旧朝、建立新朝的合法性是新朝统治者面临的最大的哲学问题。因为无论新、旧，天下都是“家天下”，一家夺了另一家的天下，依据什么、道理在哪？

依据的是“天命”，这是推翻旧朝、建立新朝的一杆大旗。

在旧朝的推翻者看来，这个旧朝违背天命很久了，上天对这个日渐腐朽的旧朝丧失信心，下决心要改朝换代。新朝的君主就是秉天命而降世的真命天子。

在古老的夏、商、周，先人们就开始相信天命了。

夏启率兵讨伐有扈氏族，双方在甘地展开决战。战前，夏启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尚书·甘誓》记述为：“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有扈氏对天帝不敬、王命不遵，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们！

商汤灭夏桀的决战——鸣条之战发出的檄文《汤誓》、周武王灭商纣的决战——牧野之战发出的檄文《牧誓》，也都同样慷慨激昂地历数旧王朝失天命的罪行，而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就是替天行道，非大德者不敢当之。

来自于先秦时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上的信息，更是屡屡提及天命，清晰无误地传递着先祖们有关天命的信仰，君主都是奉天命行事、秉天命取得对天下的统治权的。所以，天命，是朝代合法性的依据。

最早的“中国”一词来自于周朝青铜器《何尊》，其铭文上说周文王、武王受天命灭商建周，并向上天祭告：“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我在国家建都，从此管理人民。这便意味着周朝根据天命，拥有了翦灭商朝、管理国家、统治百姓的合法地位。

但周朝的思考又进了一步。其认为，天命并不是简单的、毫无考究的天命，“天命有德、以德配天”，上天是公平的，谁的德行最高谁才能做“天子”，天命不专佑一家，天命依人事而变，所以做了“天子”之后，还要继续努力，致力于实施德政。这是一种难得的认识上的清醒和深刻，据此，君主应时刻反省自律，官员应尽心恪尽职守，百姓可随时直抒民意----上天都在看着呢。

漫长的封建王朝，朝代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有起义的、有政变的、有军阀混战的、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还有外族侵掠的，但新的胜利者、新的登基者，无不打着秉承天命的旗号。

千古一帝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他把秦国经过六代努力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丰功伟业看成是天命所归。他命工匠以和氏璧为材料制作国之玉玺，刻上丞相李斯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从此，这枚玉玺由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代代相传，历代帝王都将这枚玉玺看作是自己受命于天、拥有正统权力的象征。

帝王们也热衷于把自己出生的一刻描绘成祥瑞纷纷，在取得政权的关键时刻总有天助，以证天命。

史载汉高祖刘邦为其母梦神而孕，生就异禀，在起义中因白帝之子化蛇挡道，而他露出为赤帝之子的本性，拔剑斩蛇。后人《史记集解》认为白帝代表秦王朝，故刘邦秉承天命，终灭秦而代之。刘邦晚年平定诸侯王叛乱受伤却不肯医治，其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王莽篡汉时，以“顺天命”为名，声称自己已奉天子之命。东汉刘秀称帝后，也称自己出生时天有异象，把起兵的关键一役“昆阳之战”描绘成如有天助。

隋文帝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唐高祖李渊“神光照室”，唐太宗李世民“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宋代十八位帝王十一位出生时赤光满室，元太祖铁木真“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明太祖朱元璋“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清太祖努尔哈赤“孕十三月而生”，康熙帝“无色光气，充溢庭户，与日月并耀”......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将天命说上升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君主可以感应上天意志，代表上天统治人民，但应以诚信和仁爱来行使这一权力。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春秋繁露之祥瑞以示鼓励；如果天子违背了天意，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

董仲舒的天命观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的封建王朝，也使帝王知戒惧、行德政，以“天”自敛。

当帝王以“天命”和“天之子”的名分取得政权时，适时举行祭祀天地的封禅大典，便成为向天命表示敬畏、宣扬自身功德的最隆重表演形式了。

封禅传说久远，仪式复杂神秘，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认为帝王封禅有三个条件：贤明君主、太平盛世、天降祥瑞。《管子·封禅》记载，管仲劝谏齐桓公作为一个诸侯勿擅自以天子之礼封禅，他还提及远古时期自炎帝以来共有七十二帝王封禅泰山，他所知道的就有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喾帝、尧、舜、禹、汤、周成王等12人。

秦始皇成为有正式记载的首位泰山封禅的帝王。他带文武大臣辟山修路，从泰山之阳登上山顶，立碑颂德，表明他应该封禅的道理，是为封礼；从泰山之阴下山，在梁父山禅祭地神，是为禅礼。

汉武帝则是泰山封禅次数最多的皇帝，有八次之多，以彰显其北方大败匈奴、南方平南越、东瓯、西南夷，消除四方边患的伟业。同时，他也迷信因封禅而成仙的故事，试图希望通过封禅而长生不老。

汉光武帝建立东汉，实现光武中兴，他宣称夜读《河图会昌符》，见有“赤刘之九，会命岱宗”——赤帝刘邦的九世孙刘秀在泰山岱宗受天命，认为这是天意指示他封禅。汉光武帝命人于泰山刻立碑石，宣扬其开创光复汉室之功业。史学家推崇其为创业皇帝——“虽曰中兴，与夫是创业者，庸有异乎？”

开创“永徽之治”的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于乾封元年正月初二（公元666年2月11日）在泰山开始了一系列的祭祀活动。此时的唐朝，成了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帝国。唐玄宗开创了 “开元盛世”，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  

最后一位封禅的皇帝是宋真宗。这位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的皇帝，通过上天托梦、天降祥瑞、百姓请愿的铺垫，耗全国之力，封禅泰山。他也成为最后一位封禅泰山的皇帝。

此后的明、清两朝，皇帝不再热衷封禅。明成祖朱棣称“在德不在封禅”，公元1420年他建成了北京天地坛，此后，天地坛取代了泰山，成为帝王祭祀天地的地方。清乾隆皇帝前往泰山祈福，却并不封禅。

对于帝王来说，如果封禅是遵天命的自我标榜，那么罪己诏也算是难能可贵的自我检视和批评了。

当帝王感觉自己在治理国家中出现了问题和失误，或天降异灾、政权处于危机、社会动荡时，便会发出一种口谕或文书，检讨自己的过失，名曰“罪己诏”。

大禹建立夏朝，他看到民众中有犯罪行为时心情沉重地批评自己，认为自己对民众教化不足，功德不及尧、舜。

商汤谦恭地对大臣和诸侯们说：“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子民犯了过错，原因在我；我犯了错，不能转嫁到你们和子民的身上。

从历史记载看，从汉朝开始，历史上有近百位皇帝下过“罪己诏”。

汉文帝开创了“文景之治”，在位二十三年颁布过四次罪己诏。无论发生地震、日食等异象，还是对民生疾苦、外族入侵、治国理念都能深入检讨反思。

汉武帝晚年看到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国内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对匈奴作战遭遇失败，自己又听信谗言发生了逼死太子和皇后的“巫蛊之祸”，这一切对他都是沉重打击，也令他开始反省自己的过失。他否决了大臣桑弘羊提出的继续征召将士到轮台戍边屯田的建议，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他对自己的过错进行了公开检讨，并明确了新的执政策略，调整激进强悍的内外政策，转而休养生息，让国家和人民恢复生机。从此强大的大汉帝国变得温和了，减轻赋税、藏富于民、清明政治、稳定边疆，并把这一治国理念由接下来的昭、宣二帝所继承，形成了历时三十八年和平繁盛的“昭宣中兴”。

唐朝二十一位帝王有记载共发布了一百一十二份罪己诏，无论是天灾人祸、政治社会动荡，都会向上天请求宽恕，尽心改进自己的德行政绩。

明代十六位帝王有十一位下过罪己诏，包括开国皇帝朱元璋。而次数最多的是末代皇帝崇祯帝，他不断地自责，号召有识之士一起挽救大明江山。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最终他悲愤地选择了与这个王朝一起饮恨而尽。

清朝的顺治帝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发布罪己诏，诚恳地检查自己的过失，而且对自己的过失罗列的很多、很细，大到治国之策，小到一言一行，甚至临终之前还下诏检讨。康熙皇帝看到京师地震发生，立即告于天下：“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认为地震是上天对自己德行不够的警告。

清末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慈禧西逃，数次下诏“引咎自责”；辛亥革命爆发后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批评自己治国无方。在时代的革命大潮中，慈禧和载沣轻如鸿毛的“自责”已经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了，根本无法阻挡历史的滚滚洪流。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家天下的王朝中，帝王似乎不受约束，权力似乎无限大。但帝王如果能够敬畏天命，自觉主动用天命来约束自己，那么帝王就可能成为一个相对贤明的帝王，黎民百姓则幸莫大焉。

但，历史反复证明，天道虚无缥缈，天命不可寻，民心民意才是政权兴亡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百姓就是天，民心民意就是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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