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发现什么？

日前，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入围终评。此前，该遗址已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

从地理位置上看，琅琊台遗址位于黄海之滨，三面临海、一径连陆，形成“拥山抱海”之势。《史记•秦始皇本纪》对其有明确记载。该遗址于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起，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至今已持续6年多。

琅琊台遗址及周边考古发现，实证了文献中秦始皇东巡和修筑琅琊台的记载，串联起秦始皇东巡海疆、筑台立石及移民设郡等重要历史事件，反映了秦汉时期的海疆观念，既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见证，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鲜活案例。

日前，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入围终评。图为山顶建筑基址以及窑址出土的建筑构件。新华社发

2019年起，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琅琊台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图为考古队员在现场开展工作。

琅琊台见证了先民对海洋的探索。如今，站在琅琊台上，可以眺望龙湾。

山顶建筑基址发现的石砌地漏。

考古实证秦始皇筑琅琊台的文献记载

技师张敬伟是琅琊台遗址考古队的队员之一。2019年考古队对琅琊台台顶西侧发掘时，在探沟里发现一块较为别致的石块。工人们觉得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准备搬走。张敬伟仔细清理辨认后发现，石块呈斜三角对接向中心下凹状，不像随意扔掉的石块，倒似人为安装的一个石组件。他建议，在没有确认其价值前，不随意搬动。随后，考古人员进行了追踪式扩方发掘。果不其然，这使一处深埋地下的石砌地漏重见天日。与地漏相对应的是排水设施，可喜的是在石砌地漏南北均出土了排水管道，证实了山顶建筑存在完备的排水系统。

2019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张敬伟的感受，考古队不少成员也有。梳理这几年的发掘过程，考古队可谓收获满满。

考古发掘确认了由山顶高台建筑和山下院落构成的“秦修汉葺”的高等级建筑群。山顶建筑基址平面呈“T”字形，分为多个层级。最上层推测为高台建筑核心殿堂基址，东、西两侧不同层级台面上发现房间、廊道、踏步、院落门址、石铺道路及排水、集蓄水设施等。房间由台基壁面和夯土墙围合而成，发现门道、柱础，室内残存有壁砖。台基西南部发现空心砖组成的登台踏步，多块砖面饰有龙纹。

说起龙纹踏步砖的发现，张敬伟还记忆犹新——2024年度发掘尾声，在清理原发现的台阶过程中，突然发现一块空心踏步砖与其他砖不同，起初以为和之前的素面踏步砖一样，清理后发现砖的表面出现刻画的纹饰，经仔细辨认竟是龙纹。

院落则位于山下正南偏东，出土遗物多为建筑构件，也发现较多罐、瓮等生活陶器。院落与山顶有道路连通，结合夯土结构及出土遗物形制，推断与山顶建筑同期营建、使用。

值得关注的是，山上、山下建筑均有维修、改建迹象。出土建筑类遗物可分为两期：第一期为秦代，以绳纹瓦、云纹瓦当和素面砖为代表；第二期为西汉时期，主要为瓦棱纹瓦、“千秋万岁”文字瓦当和菱形、三角形纹砖等。秦代遗物中见夔纹大半圆瓦当和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建筑构件，可证实文献中秦始皇二十八年筑“琅邪台”的记载。

新发现串联琅琊历史渊源

此次考古的重大突破还包括在山下建筑基址西约350米处发现了时代明确的秦代窑址，这也是首次在山东地区发现时代明确的秦代窑址。发掘区内发现10座半倒焰窑，均由操作间、火膛、窑床、烟道构成，操作间均面向冲沟。冲沟内发现一道东西向条形夯土遗迹，其北侧见多层淤土，性质应为服务于窑址生产的蓄水堤坝。

从出土遗物看，窑址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包括板瓦、筒瓦、瓦当、砖及管道等，形制与山顶建筑第一期遗物一致，可确定这批陶窑是秦代砖瓦窑。所出夔纹大半圆瓦当当面图案与陕西秦始皇陵、栎阳城等遗址出土同类器一致，是秦代最高等级建筑的标准器，其中最大一件复原直径约80厘米。窑址区的发现不仅为遗址断代和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还充分展现了中央集权下资源调配方式与标准化生产制度。

除秦汉时期的核心遗存外，考古队员还在琅琊台遗址发现了多处早期遗存，为探索其历史内涵及景观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山顶建筑正东约1200米的海边，考古队员发现一处依山体夯筑的大型椭圆形台基。该台基的夯土结构与山顶、山下的建筑差异显著，呈现出较早的时代特征，经考证为官方营造、规划严密的大型工程，推测其功能与礼制活动有关。而且，在遗址东南部的濒海台地上，发现一处由长廊和院落构成的建筑群。长廊基址为东西向，复原为两面坡瓦顶，其东端发现长方形院落墙基。建筑群出土遗物年代为战国时期，具有齐文化特征，应当与田齐经略琅琊有关，这一发现为理解秦代在此大规模营建的历史基础提供了重要线索。

扩及琅琊台遗址周边，2025年春，为配合工程建设，考古队对琅琊镇营前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1号井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一件泥质灰陶罐。考古队员发现，该陶罐外壁近底处印有“琅县”铭文。随后，考古队员在2号井底又发现一件“琅县”铭泥质灰陶片。经比对，其铭文位置、字形与1号井出土陶罐的铭文基本一致。“琅县”铭文陶罐的出土，结合调查中发现的线索，考古队员推断今天的琅琊镇是秦“琅邪郡”郡治所在地。

折射出秦汉时期走向海洋的积极探索

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今山东地区是秦汉皇帝东巡的重要区域，周代齐国境内有八神主祭祀，文献记载秦始皇、汉武帝等曾出巡八主祠所在的芝罘、成山、琅琊等地，祭祀神祇并大兴营建。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曾先后三次东巡至琅琊，并在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南登琅琊，流连忘返，逗留了三个月之久，还迁徙大量人口建造琅琊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在所有东巡的驻跸地中，琅琊无疑是秦始皇停留时间最长、营建规模最大的一处。

自古以来，琅琊台就体现出鲜明的海洋特征。考古发掘成果显示，琅琊台遗址内的重要建筑均以海洋为主要朝向。

考古队员发现，山顶高台建筑的东侧相较于其他三面面积更大、层级更多，还在建筑东部发现了一条长约15米、宽约2米的石铺路面，推测其为面朝东方的殿堂建筑前的场地，是观海远望的绝佳地点。山南院落则选址于背山面海的高亢阶地上，主要建筑面朝南方，可尽览南方海域。琅琊台建筑群作为国家工程，正是秦汉时期向海开放、积极进取的时代特征的生动体现。

秦始皇以修琅琊台为名，“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推测移民人数不少。从建筑基址的巨大体量以及专业化的砖瓦窑址来看，其对劳动力的数量和技术水平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势必需要大量外来人口的支撑。有组织的移民不仅为大型工程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沿海地区开发以及向海洋进发提供了人力基础，反映了秦朝海疆治理的系统性。

琅琊是重要港口，常被作为入海航行的出发点。秦始皇曾在此派遣齐人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遥远的故事虽笼罩神秘色彩，其深处却跃动着先民走向海洋的积极探索。

回望历史，无论是燕齐方士对海中神仙世界的描绘，还是秦皇汉武入海求仙的举动，抑或民间自发的出海航行，都折射出这一时期积极深入海洋探索的文化心理。

在民间信仰中，琅琊台还是祈福避灾的地方，至今仍流传着一些相关的民间习俗。如今，当地也会在台前海边举行大型祭海活动。

琅琊台野外考古工作已经阶段性收尾，其考古发现不仅串联起重要历史事件，还反映了秦汉时期的海疆观念和治理策略。

今天，站在琅琊台山顶俯瞰，台下的琅琊港一片忙碌。继古承今，琅琊港已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每到渔获季节，码头上熙熙攘攘，一派繁忙景象，正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生动写照。（作者单位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人民日报海外版）